1：中國共產黨殺人歷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1949年奪取中國政權。在其暴政統治下，中國約8,000萬人因為迫害、飢餓、槍殺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這一數字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1. 殺AB團
AB團是中國國民黨中的反共者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主要工作是與共產黨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黨內權力。1927年4月，AB團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量殺害黨內工作人員。
1930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紅二十軍在江西富田發動兵變，攻佔了富田縣城，釋放所有被捕人員，逮捕了中共當地政府人員。1931年3月2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王明派出任弼時等人前往中央蘇區，宣布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的領導人在前去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7月，紅二十軍被調至江西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及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集中到平安河壩上進行處決，「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
富田事變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掀起新高潮，審訊手法異常殘酷，「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內」。一時間江西蘇區人人自危，許多地區的中共機關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員都成了「AB團分子」，共有7萬多人先後被殺。
毛澤東是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責任人。中共後來承認AB團並不存在，絕大多數被處決者都是無辜的。
2. 延安整風
1942年初至 1945年 4月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整肅運動，採用了審干、肅反等紅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發動的「搶救運動」，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難者是知識分子王實味。王實味於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從1942年2月始，王實味響應毛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王實味的文章是對毛思想的挑戰。他因此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王實味被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認出，他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延安整風運動里死了多少人，從沒有公布過。但是自此以後，再沒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
3. 長春圍困戰
長春圍困戰是「兵不血刃」的黑色範例。1948年3月13日，東北民主聯軍攻佔四平，長春成為被共軍重重包圍的一座孤島。1948年6月7日，毛澤東正式同意對長春採取久困長圍的方案。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
國民黨最初不準百姓離開長春，但由於城中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長春守將、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要求從8月1日起疏散民眾。但是共軍的做法卻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圍城三個月後，9月9日，林彪與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聯名向毛報告：「圍困已收顯著效果，造成市內嚴重糧荒……居民多以樹葉青草充饑，餓斃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參議兼駐長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憶說，共軍哨兵看到難民走近便說：「老鄉，不能再前進了，你們再前進，我們只好開槍了。」難民哀求道：「我們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這兒把我們餓死呢？」共軍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們也不敢違背紀律。」有人不顧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槍就一命嗚呼了。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說：「據最低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里，從6月末到10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認當時餓死了12萬人，時任長春市民政廳長兼市長尚傳道在回憶錄中提到，圍城期間，長春市民因餓、病而死的共達12萬人。
當年參加圍城的共軍官兵後來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沒覺怎麼的。從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很多幹部戰士說：咱們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段克文也提到，當時城裡傳聞，說共軍的一名連長，目睹不準放人的那種慘狀，內心極度不安而自殺身亡。
國民政府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應為這一問題負責。
4. 「鎮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
這個「千分之一」，就是鎮反期間中共定下的殺人指標。實際上，最後所殺的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與「鎮反」同時轟轟烈烈展開的是「土地改革」運動。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借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九評共產黨》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土改時常常召開鬥爭會，把地主富農押上台，扣上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則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分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槍殺。
據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5.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開展了「三反」和「五反」運動。「三反」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在「三反」運動中，處決了腐敗的中共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幹部變壞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1月開始「五反」。「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寫：「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悠閑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
據1996年《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100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000餘人被牽連，500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300餘人被判死刑，4,300餘人自殺或失蹤。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6. 大饑荒
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的浮誇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導致了一場大饑荒席捲中國大地。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本來當年收成不錯，可是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了饑荒。
中共近年數據「解密」，承認在大饑荒中有3,756萬人被餓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數據是，大饑荒死亡人數為3,700萬～4,300萬。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100萬人，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史稱「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餓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餓死3,000萬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卻出口糧食415.75萬噸。這麼多的糧食，除以3,000萬人，每人應可得到138.6公斤，一個人都不會餓死。1960年中共還出口了270萬噸糧食。
在1959到1962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謊稱是自然災害所致。其實，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只吃光了庫存的糧食，搞得土地沒有收成，還硬逼各級從省市到城鄉虛報糧產量，並按照虛報的數量超額徵收。結果導致農民把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上繳後仍然無法達到虛報的數量。中共各級組織逼糧團對快要餓死的農民吊打、刑訊、鬥爭以拿到農民們自己保命的最後一粒糧食。
同時中共也學著蘇共的做法斷絕農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無數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餓死。人吃人的現象屢有發生，路旁餓死者的屍體隨處可見，慘不忍睹。當農民為了活命而去奪糧食時，又被殘忍地鎮壓殺害。上繳來的糧食被用來大規模購買蘇聯的武器、用來出口換黃金、用來還債，但中共卻罔顧本國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這場滅絕人性的以饑荒殺人的大屠殺，使數以千萬計的中華子民喪失了生命。
7. 文革之殺人狂潮
1）起源——北京紅八月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文革的第一波殺人潮開始於1966年。當年6月，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風由北京的紅衛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國。隨後，開始了拷打和殺戮「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在一個月內就打死了1,772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研究文革受難者歷史的學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2）文革死亡人數總數
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還要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產極權國家是如何的殘忍、嗜殺成性，而無法理解作為人怎會如此喪失人性、慘無人道。其實這正是源於共產邪靈是由「恨」及低層敗壞物質等組成的，同時利用爛鬼、低靈行惡，其非人性的表現就是其根本魔性所決定的。
整個文革時期，死於非命的人難以統計，多數研究估計超過二百萬，甚至更多。
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魯密爾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1991年)中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773萬人。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0年8月21至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小平於是舉了一個經典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康生命令公安部長謝富治把趙健民當場抓起來，投入大牢。僅趙健民一案就共牽連了138萬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了1493人，打殘了9661人。
3）具體死亡數字：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寫：「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1）武鬥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了全國武鬥的第一槍，也揭開了第二波殺人高峰的序幕。從1967年8月開始，上海、南京、鄭州、長春、瀋陽、重慶和長沙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武鬥，至1968年底方漸平息。雲南軍隊圍剿名為滇西挺進隊的群眾組織，用機槍掃射，二十分數後，數千名該組織成員全部被殺害。估計死於武鬥的總人數約為30萬至50萬。
武鬥中，對戰俘的虐殺極為殘忍。例如：河北雄縣由三十八軍支持的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濫殺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活埋。
（2）「清理階級隊伍」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資料顯示，全國兩千多個縣，每一個縣平均約有一百人死於「清隊」。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隊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傷。
（3）自殺
除了被殘忍的殺害，文革初期有10萬至20萬人因為不堪迫害而自殺。如此大範圍的自殺潮，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作家巴金曾回憶說：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4）處死、槍殺或死於冤獄
此外，還有大批有膽有識的各界人士因言獲罪、慘遭槍殺或死於冤獄。原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蔡鐵根，文革初抄家時，在他的日記里發現了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不準上訴。蔡鐵根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不能出聲，然後把他拉到刑場槍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8. 「六四」慘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血腥鎮壓了長達50多天的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國仍是禁忌話題。有多少人死於「六四」屠殺，中共沒有公布，各界說法不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決定清場，並宣布「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當晚，解放軍從城郊開進北京城。
晚上10時後，入城後的軍隊開始向民眾開槍射擊，起初，廣場上的學生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後來才知道，軍隊動了真槍實彈。
學運組織者王軍濤說：「在6月3號那天晚上，當時有人對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這人就跑掉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這是個陰謀，是要調查的，結果，老百姓火了，還擊過程中磚頭全砸到部隊當兵的身上了，於是在北京西郊那條路上，軍隊就開始開槍了。你知道部隊只要一開槍，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殺過去，死傷無數。我一看馬路邊上躺了一個人，腦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麼叫死不瞑目，眼睛看著天呢。」
學運組織者王有才說：「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當時北高聯派學生、實際上是學生自發去的，去各個醫院調查，當時的數字有兩千多吧。當然我也沒有能力證明這個，因為我後來也被關起來了。」
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死者清單從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獲得確認。
評論作家曹長青曾撰文寫：「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據美國之音2002年5月29日報道，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曾參與當年鎮壓的李曉明在紐約表示，他親眼目睹了高級將領抗拒進入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命令，經歷了士兵向著群眾狂熱掃射，以及有部隊將士兵擦槍走火誤殺自己人、向上謊報為被「暴徒」殺害。
9. 屠殺西藏人
1）50～90年代鎮壓屠殺藏人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解放軍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中華民國稱為三月起義），隨後拉薩發生武裝衝突，葉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勝並公布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軍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解放軍展開了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戰」（包含12場主要戰役，如早期的拉薩戰役、山南戰役），動員超過23萬5千人的地面部隊（不含後勤與武裝民兵），與三個空軍師加二個空軍獨立團。毛澤東並指示解放軍在西藏當地練兵，通過這場戰爭，中國總參、總政、總後與各級軍事學校都派員當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促使解放軍建立了完整的後勤網、跨區指揮系統。由於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缺乏空軍立體作戰的實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進行空軍演練，以杜-2、杜-4、伊爾-28轟炸機來創造大規模的殺傷力。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縣宣布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談判破裂後，3月19日，解放軍開始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來源請求]、炮擊，共持續四天。中共發表達賴喇嘛的信件聲明：「達賴與此次的暴動無關，達賴是遭暴徒劫持到印度」。4月18日，達賴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不斷干涉西藏政局，並將大批僧侶送往中國築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於自願。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並由原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履行西藏地方政府職責。第14世達賴喇嘛隨後於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周恩來表示「西藏反抗的行為是自取滅亡的，創造了推動民主改革的有利條件」。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控制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地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分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據班禪喇嘛宣稱，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
班禪喇嘛在青海視查後，宣稱他發現西藏人民「窮到連碗都沒有」，他也認為毛澤東式的批鬥太過殘酷，被批鬥的西藏人民並沒有犯下太嚴重的過錯，卻被捏造了許多毫無根據的罪行，一開始大吼狂踢、拔髮擰肉，接著以金屬、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當場七孔流血、四肢殘廢，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殺。
1962年，班禪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紅衛兵也把前「農奴」帶到批鬥大會現場，「揭發了」班禪農奴主「剝削人民的血淚劣跡」，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饑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後，所有生產成果歸為共產黨幹部管制，導致西藏人民過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體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則呼籲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意識型態鬥爭，抓緊馬克思主義打破宗教。枷鎖茨仁夏加認為中共一時間不明白為什麼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又認為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饑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據《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記述，民間的零星反抗很廣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對現代通訊手段的壟斷，使得任何自發的集體反抗行為很難發生，以致民眾的反抗與中國歷代相比的確要弱小得多）。西藏史學者次仁夏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均富理想是一場騙局，因為共黨所承諾經濟社會上的正義平等，早期確實吸引許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終中共剝奪了個人的土地與牲畜財產，實行公有化，同時摧毀舊有的經濟制度與私人財產、糧食生產，全權由共黨接管，導致周期性饑荒，連最窮的農奴都了解這是一場騙局。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兩大造反派成立[101]，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4月西藏的漢族紅衛兵已超過兩萬人，開始在市區進行巷戰，解放軍西藏軍區張國華將軍不敵攻勢，緊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國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斗死。亦有文字記載文革期間有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認為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亦有學者認為”種族屠殺”的指責是誇大的說法（見「統計與相關爭議」）。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學者鄭重言認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西藏興建大量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當中包括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被指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土地改革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前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里去啦？」。
1983年西藏發生示威遊行與騷亂，據西方學者記載，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數人於8-11月間遭處死。
1985年9月1日，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復西藏部分寺院的佛教活動。8月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中共將裝飾數以千計的僧寺和寺廟用的無價宗教雕像、塑像、聖經掠奪一空，送往內地。按記錄我們有五千七百個僧院和五百座寺廟遭摧毀，其中損失最大且無法彌補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經被中共摧毀殆盡」。而班禪在《七萬言書》里寫道在西藏有各類寺廟二千五百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七十餘座。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1958年則談到西藏三區有3929座藏傳佛教寺院，中國有約五千多座藏傳佛教大小寺院。
1987-1989年西藏地區黨委書記胡錦濤指揮部隊展開「大屠殺」與種種非人道的打壓。
1995年5月，被達賴喇嘛指認為第十一世班禪的更登確吉尼瑪據傳遭中共軟禁，至今下落不明。
2）鎮壓藏人數據
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所澳洲籍華裔人口學家嚴浩在《中國的藏族人口：迷思與事實的再檢驗》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統計落差來估計西藏「失蹤」人口數應該在768,000到152,000之間（包括7萬流亡人口）。
賈斯柏·貝克在《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研究中顯示「大躍進」期間青海省死亡人數約90萬，四川省可能達900萬，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饑荒影響最嚴重的族群。
1962年，班禪喇嘛（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在一份給周恩來的報告里宣稱：「今日圖伯特人口明顯而大幅地減少了，許多人死於戰爭、監禁、饑饉」。1987年，班禪仁波切在一次演講中估計青海監獄之中藏族死亡人數約佔該地博巴人口總數百分之五（2萬至2萬8千），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完全無辜的。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並形容西藏難民逃離故鄉的流亡過程相當危險，許多西藏人民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嚴冬越過喜瑪拉雅山經歷幾個月的跋涉，部分逃亡團體抵達目的地時剩不到10%，有些人因凍傷截去四肢，有些遭受槍殺，有些婦女被中國士兵強姦後才獲得放行。
中共的無神論政策，使西藏境內廟宇遭摧毀僅餘八座，北京事後卻在殘存遺址設下「國務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立牌，其行為「可笑」。
3）2008年3月血腥鎮壓拉薩3•14
1、中共當局今天首度承認，曾對抗議的西藏人開槍，在16日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區射傷四名藏人，但藏人團體表示，中共部隊在阿壩藏人區的抗議事件中至少殺害八名藏人。就在之前，中共當局還宣稱，中共軍警鎮壓藏人抗議過程中未發一彈。但當大量中共軍警特務血腥鎮壓藏人的影像，陸續突破北京當局的嚴密封鎖線，呈現在世人眼前，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證據，戳破了中共再次欺騙世人的謊言。這些照片讓人情不自禁的想起六四民主運動中的類似慘烈場面。
（1）中共大舉增兵西藏
根據目擊者、藏人團體和媒體的報導，西藏首府拉薩可見長列中共軍隊，軍隊也大舉進駐西藏鄰近各省。
德國「時代周報」記者布魯莫在拉薩表示：「我們看到大批軍車載運部隊。」：「有一支車隊長達兩公里，大約有兩百輛卡車，每輛卡車上有三十名軍人，因此一支車隊就有約六千名軍人。」布魯莫是最後一批被逐出拉薩的外籍記者之一。
另有一位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報導，見到四百餘輛軍車通過山區關隘前往西藏，「過去兩天我見到越來越多部隊開往西藏邊界，但這是至今最大規模的調動。」
由於中共限制外籍記者在當地採訪，這名記者未說明他所在地點。
四川省的一位外國記者也告訴法新社，與西藏毗鄰的四川因有數處藏人聚居區，也有中共大軍調動。
（2）屍體橫陳 包括喇嘛
藏人抗暴示威16日擴散到四川、青海與甘肅。藏人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出來的照片顯示，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有多具屍體橫陳在當地的格德寺外，死者包括身著藏紅色袈裟的喇嘛，令人回想起去年緬甸軍政府殘殺佛教僧侶的慘況。
（3）無辜死者 多處槍傷
陸續曝光的照片顯示，格德寺外地上排滿屍體，其中一些死者身上彈孔清楚可見，部分罹難者的子彈傷痕不止一處，一名男性心臟部位出現槍傷，還有一名男性頸部中彈身亡。另一名男性的屍體赤裸躺在塑膠布上，上頭浸滿血跡，他身上還有遭毆打的瘀青傷痕。
從受害人五官特徵：塌鼻、厚唇、寬臉，可得知他們不是漢人，其中一名死亡的藏人已被證實是二十多歲的喇嘛洛桑塔席，另兩名身分確認的罹難藏人名為次仁及諾布。
解救西藏組織發言人惠提凱斯說，這些照片提供驚人證據，證明中共軍隊殘酷的強力鎮壓藏人抗議。
據悉，在現在的西藏流亡政所在地——達蘭薩拉，無論是藏人遊行隊伍高舉的圖片，或是大街小巷和所有路口牆壁和電線杆上，都掛滿或貼滿最近在大陸藏區遭到殺害的死者圖片，男女老幼都有，各個血淋淋，有些傷口清楚顯示是遭到槍彈射殺，有些長形傷口則似乎是遭刺刀劈刺所致。圖片說明表示，所有圖片都是攝影者從西藏內地冒險流傳出來。
（4）暴力圖片被質疑
中共對西藏的血腥鎮壓，如同六四鎮壓的再現,即使是撒謊也如出一轍。中共當局把海外的媒體記者都驅趕出去，只有自己的獨家報導，自導自演的陸續公布所謂拍攝到的藏人攻擊漢人，和暴力的圖片。通過每天大量宣傳藏人如何「暴力」「暴亂」「暴動」來主導輿論。
然而西藏流亡政府則引述可靠情報表示，中共當局豢養許多藏族敗類和姦細，蓄意在流亡藏人之間以及藏人與外界友人之間製造是非和混淆黑白，極力造成流亡藏人和組織都是恐怖份子的形象，貼上標籤，然後藉口加以鎮壓和消滅反抗力量。
聲明說，對中國大陸西藏境內和世界各地，相繼發生藏人反對中共統治的大規模示威情勢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擔心可能在藏人之間和藏人與當地社區之間造成緊張或誤會，因此堅決要求海外藏人與中國大陸內地的藏人團結一致，遵守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達對中共統治的不滿。
（5）據西藏流亡政府證實，十幾天的時間，至3月19日為止，在中國大陸西藏首府拉薩和鄰近各省地區相繼發生藏人大規模的和平抗爭活動，已經至少有八十人遭到中共軍警部 隊槍殺喪生，四百多人受傷，超過一千人被捕。聲明呼籲中共當局立即停止無情的殺戮，釋放獄中所有藏人，並同意國際醫療團進入西藏治療傷者。
2、藏人現場日記：文/丹增扎瓦（拉薩）
3月10日，哲蚌寺被封鎖。之後幾天，陸續有僧人在色拉寺、大昭寺、小昭寺以及拉薩周圍很多大小寺院，展開了規模不等的和平抗議活動。直到3月14日上午，小昭寺周圍被軍警圍得水泄不通，政府官員及警察的汽車停在小昭寺門口，僧人們被關在寺院內，群眾與警察的對峙最終在當天中午演變為肢體衝突。
當天中午1點左右，數輛軍用卡車從西藏軍區方向駛向小昭寺，拉薩老城區多數道路被警察交通管制。大約一小時後，許多街道黑煙滾滾，一些頭破血流的漢人急忙從示威地點逃出。濃濃的黑煙出現在拉薩老城區、團結新村、嘎瑪貢桑、納金路等很多地區的上空。一名藏人抱著一具被槍殺者的屍體跑回了老城區，屍體上掛有許多哈達。
許多人在汽車上懸掛哈達以避免「暴徒」的焚毀，其中包括來藏淘金的漢人老闆。一些「暴徒」在老城區附近的街道上毆打漢人，而一些示威者在制止毆打。一些「暴徒」似乎為表明藏人身份而穿著不太合體的藏裝。需要說明的是，一名「暴徒」的身影出現在幾天後的電視上時，很多當地人私下裡指出他曾是某公安單位的警察。當一些受傷的漢人逃離老城區時，另一些包工隊模樣的漢人則興高采烈地提著麻袋，在被砸商店周圍撿拾東西。令人奇怪的是，周圍的「暴徒」們並不理會這些漢人「拾荒者」。一些「暴徒」在「打、砸、搶、燒」時似乎有意避開派出所、新聞單位等要害部門，只是象徵性地在一些重要單位附近草草了事之後，就號召人群奔向下一個目標。一些「暴徒」在行兇結束後走進了公安派出所、安全部門等單位，有很多目擊者證實了這一點。這令人不免回想起89年當局派出的「打、砸、搶、燒」的「造勢部隊」，除了一些地段已經因當局開槍造成示威者及無辜群眾傷亡外，多數地段至少有3個小時「無人問津」。
3月14日4點左右，滾滾濃煙飄揚在拉薩上空，很多人在試圖遠離事發地段，一些人聽說掛上哈達可以避免襲擊，就急忙給商鋪及汽車掛上了哈達。許多人抱怨乘漢人司機的計程車「逃命」時，遭到比平時多數倍甚至十倍的要價。而一些漢人計程車經營者將哈達掛在車頭上後，還在馬不停蹄地奔向老城區周圍進行「火線拉客」，讓人佩服這些漢人亡命掙錢的勁頭。
大規模的軍隊大約是在當日下午進城的。5點左右，拉薩上空哪裡有濃煙，哪裡就能聽得到槍聲，槍聲像沸騰的油鍋而無法統計次數。當日晚上的戒嚴範圍幾乎包括了全城，其中有身著武警制服的，也有身著陸軍迷彩服的，軍隊車輛上的部隊番號幾乎都被紙張遮蓋著。
當地官方媒體報道的漢人傷亡情況與實際大致相同，多數死亡漢人系被焚燒商鋪的煙火窒息而亡。其中屬拉薩東路以純服裝店及達孜縣的一家摩托店最為嚴重，兩家被焚燒店鋪分別造成了5人死亡，被捕的縱火者包括三名西藏農村的進城打工少女，據說三人此前在附近某漢人服裝店當店員。但當地官方媒體沒有披露示威者被槍殺的報道，據一些已逃離現場的目擊者反映，老城區的魯固地區（至少有7人被槍殺）、小昭寺、帕廓街等地有示威者和行人中槍倒地。其中魯固地區的兩名藏人因從家中窗戶向外張望而遭射殺。一名中年男性藏人在魯固一帶遭胯部中彈，後被人拖到附近的居民院內，數小時後因流血過多而死。雪一村的小學附近，一名前來接孩子的藏人男子中彈身亡。另有一名手提保溫飯桶的藏人女孩也被擊中頭部而死。中槍身亡者幾乎都是藏人，男女老幼皆有。另有一名家住原拉薩食品廠的年輕男性藏人中槍後，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當悲痛萬分的家人將屍體抬回家中，又被隨後而來的士兵強行沒收屍體，以至辦理喪事時親友們根本沒見到屍體。還有一個人中槍死在醫院，但當局禁止家人將屍體運回家中，無奈之下，家人採取用點燃病房氧氣作為脅迫手段，才得以將屍體運回家中，但緊接著大批士兵趕到家中，將死者家屬拘捕，屍體也被沒收。
據一名漢人三輪車夫講：「我從來沒像那天一樣害怕過。我蹬著車來到青年路時，聽到噠噠噠一片槍聲，我車跟前就有五六個藏族倒下了，嚇得我趕緊跳車，趴在地上。」14日這天，除傷亡藏人外，很多漢人也因不同原因而有傷亡，據最後的媒體報道，其中漢人死亡者為18人。而當局從事發到截至今日，並沒有對拉薩的漢人發布任何安全警告，有一些漢人駕車離開拉薩，因在青藏公路遭到軍警阻攔而不得不返回。
據觀察和了解，這次事件的參與者，多數為城市貧民及子女、進城務工人員、周邊農牧民、無業游民、刑事慣犯及和平示威的同情者，其中不排除當局「造勢部隊」人員的可能。
大規模的裝甲車入城之後，老城區所有的通道都被持槍士兵封鎖，所有老城區的居民都被禁止出入，據說已有上千人在最近的逐戶圍捕中遭拘捕。因手銬有限，很多被捕者遭到了被鐵絲捆綁的「待遇」，一些地段即便持有身份證也無法通行。搜捕行動期間，士兵們採取了特別殘忍的鎮壓手段。幾位目擊者稱一名約17歲的藏人被抓後，數名士兵數次將其扔到半空又任其摔在地上，活像打夯的動作致使這個年輕藏人慘叫一陣後便沒再動彈，估計已死。有配合軍隊執行逮捕的藏人幹部也遭到士兵的毆打。在盤查一名農村藏人時，士兵發現他不懂漢語就用漢話辱罵他，與士兵一同執勤的藏人幹部試圖勸阻，結果被其中一名士兵用橡膠棒擊打面部，導致他口腔內數顆牙齒當即脫落。
「暴徒」毆打漢人事件基本結束後，在各處零散的漢人聚居點，陸續多次發生少數藏人被漢人毆打的事件。本來很多藏人因大量漢人進藏而對漢人普遍反感，但這次許多漢人對藏人的仇視也到了極端的地步。一名年輕藏人在老城區東側的一個漢人菜市場買菜時，因埋怨菜價過高而被市場內數十名漢人圍攻毆打，但在附近執勤的士兵除了立即關閉菜市場的鐵門外，對行兇的漢人沒有採取任何制裁措施，目前該藏人已失蹤。
很多藏人家屬在得知家人被毆打、死亡、被捕或失蹤後不敢聲張，因為當局處理類似事件的第一步驟，就是禁止家人向外界宣揚失蹤家人的任何信息。
戒嚴數日後，一輛軍車在拉薩東郊爆炸，導致士兵1死5傷，該路段立即進入進一步的戒嚴狀態。後查出屬士兵因武器操作不當而引起的自傷事件，估計是此次拉薩事件中，當局遇到的第一次非戰鬥性減員事件和唯一的士兵死亡事件。
3月22日，一些經過逐戶搜查的居民區開始允許持有身份證和工作證的居民通行，但很多地段須全身搜查，包括小學生的書包，年輕女性也須經過男性士兵的全身搜查。很多沒帶或者沒有身份證的行人遭到拘捕，其中包括漢人及穆斯林。很多居住在拉薩老城區的居民表示近期晚上因恐懼而無法入睡，原因是許多居民大院內每天晚上需應付1-3次軍隊、警察的聯合搜查，即使已被重複搜查，但還是會被猛烈的敲門聲驚醒而徹夜難眠，一些居民家中因被搜查出達賴喇嘛的照片而遭拘捕和毆打。剛到西藏的四川兵由於人生地不熟，導致盤問和抓捕困難重重，因此從拉薩很多單位中抽調大量藏人去給搜捕部隊充當翻譯，如果拒絕，將遭到撤職或開除的處分。
在（未經宣布和承認的）戒嚴數日後，電視上公布了通過視頻截圖製作的通緝令，大有「寧枉勿縱」之勢的通緝令中，部分畫面不太清楚，甚至其中還有蒙面「歹徒」（該「歹徒」的確已被抓到）。
「暴動」後的第二天，一個自來水被投毒的謠傳不脛而走，人們紛紛搶購礦泉水，一些地段平日20-30元一件的礦泉水，價格飈升到90元；白菜的價格也升至20元左右。這種狀況約持續了3天才基本恢復。
軍隊的戒嚴似乎給漢人們帶來了很大程度的安全感。3月17日，大量漢人如過年般地湧入拉薩青年路、北京路周圍，興緻勃勃地觀看滿目瘡痍的街道，一些人還在被焚毀的商店前拍照留念。但是藏人們心懷恐懼，帕廓街已幾乎無人轉經，布達拉宮周圍的轉經道上，也只有數名藏人老者向者布宮磕頭。
外國記者團抵達拉薩的第一天，很多國營單位命令一些黨員幹部改換藏裝，並要求那些黨員幹部帶著小孩前往大昭寺、布達拉宮等地進行朝佛活動，要求在看到外國人時必須要假裝對著寺院磕頭。城關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組織了一批藏人共產黨員冒充信徒去大昭寺朝佛，當特意穿上藏人服裝的共產黨員們一進去，就被僧人們驅逐出了寺院。在外國記者團去大昭寺參觀時，僧人們蜂擁而上向外國記者團哭訴最近的遭遇以及西藏的真相，一位準備阻止僧人與記者談話的城關區某官員遭到僧人的一記耳光，很快當局官員就強令記者團離開了大昭寺。據說有三十餘名僧人已因以上行為而被捕。
10. 計劃生育殺人
1）生存與繁衍是每個人活在這世上的兩大基本權利，剝奪一個人的生育權，不啻於是對其最大的傷害與羞辱，其人生已變的殘缺。而當一個民族的繁衍權都被剝奪的時候，這個民族離滅亡還遠嗎?從古至今，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民族的延續是至關重要的;對任何一個家族來說，香火的承傳更是頭等大事;亡國滅族或斷子絕孫是對一個民族或家庭的最大詛咒。所以在正常的國度里，用暴力來控制一個民族的繁衍或剝奪一個家族的香火承傳，無疑是一種最瘋狂的舉動，也會毫不猶豫的遭到反擊與抗爭。然而，在今日之中國大陸，無數中國人卻在中共的暴政與洗腦之下，主動認同其計劃生育的邪說，為中共的暴政推波助瀾。
2）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哪個組織會系統的來破壞社會的人口結構，從來沒有哪個政府會處心積慮的用暴力來控制民眾的生育，從來也沒有哪個政府會瘋狂的屠殺胎兒，從來也沒有哪個政府會以控制生育來謀利，從來也沒有哪個政府會以屠殺胎兒為國策，從來都沒有哪個政黨能培養出那麼多毫無人性的計生幹部、醫生。不光是政府，就是歷史上無數的侵略者、殖民者也沒幹過如此邪惡的勾當，對母親腹中的胎兒大肆揮舞屠刀。然而這些罪惡在大陸卻早已司空見慣的存在了三十年之久，上億多的胎兒死於非命，一個個幼小的亡靈凄慘無邊，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殺戮!
3）用殺人來解決社會問題是中共的一貫傳統，它的計劃生育本質上就是計劃屠殺，是一場曠古未有過的針對胎兒的驚天大屠殺，也是針對廣大婦女同胞的大摧殘。其最邪惡的地方是在於計劃，且是長期計劃，而非偶發屠殺、一時屠殺，屠殺的背後是絕對理性的、陰森的謀化，把無數幼小的生命推向無邊的黑暗。從其實施上來說，是對中華民族的一種挖根式殺戮;從道義上看，是一場徹底的反人類行為;從事實上看，則是延續了三十年未停的人口戰爭，而且針對的是胎兒或幼嬰，其兇殘非正常人類之所為。這種人為的對人口結構的扭曲，導致了中國社會的畸形發展，也相應的帶來了家庭倫理、人際關係、人心、價值觀等許多方面的變異與扭曲，把中華民族帶入一個悲慘的境地，現在中國人就將承受這場邪惡政策帶來的眾多惡果。
4）對於計劃生育，中共很大的一個藉口就是中國人太多了，阻礙了國家的發展。這其實是一個彌天大謊，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口多少，不是其絕對數量，而是其人口密度的高低。實行計劃生育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中共認為中國人多了，所以富不起來，這個邏輯完全經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謬的。中國人口雖然可能是「世界第一」，但人口密度並非世界第一，據維基百科，中國的人口密度世界排名55位，即使加上中共宣揚的因為計劃生育少生的4億人，中國的人口密度排名也就上升到47位，而在47位之前，有很多都是發達國家。
就亞洲來說，沒有計劃生育的地方，如澳門、香港的人口密度遠遠超過中國大陸，人滿為患。而韓國（排名13）、日本（排名27）、新加坡（排名2）、印度（排名23）等國家都比中國的人口密度大，換句話說，他們都比中國人多，雖然沒搞計劃生育，發展的不也照樣不錯嗎?而就大陸來說，人口最稠密的東部省份卻是發展最好的地區。西部雖然人口相對較少，有很多資源，恰恰是貧困落後。還有社會本身的發展，就具備對人口的調節功能，根本就無須政府用暴力來解決問題，許多國家的發展過程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人不是動物，只會消耗物質，人是能創造財富的，人力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資源。一個正常的人，總其一生，創造的財富遠比其消耗的財富大的多。而中共的計劃生育歪理，恰恰是把中國人當作只會消耗財富的動物來看待的。作為一個政府來說，應做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讓人力資源得到最大的開發。中國人常說，有人才有生意、有財富，沒有了人，再多的資源也沒有意義，即使給你一個星球，你也不會有多少財富。中共自己暴政禍國，卻總是拿人口當擋箭牌，實是對所有中國人的侮辱與愚弄。
5）從天道的角度來看，人間的總體狀況是上天的意志。如在基督教看來，一隻小鳥天主都會養活它，何況於人?在一些人的眼裡，胎兒是不算人的，中共更是把其演繹到駭人聽聞的極致，用暴力殺戮使那些本該來在這世上的無辜弱小生命，使他們橫遭慘死、未出世即成冤魂。
從傳統倫理來看，養兒防老，天經地義。而這些人倫常識到了中共文妖的狗嘴裡都成了「封建思想」，大加批判、極盡誣衊之能事。同時把中共幾十年暴政造成的貧窮、愚昧與落後紛紛扣到了人口問題上，為它們大規模的迫害中國人找到了又一條堂而皇之的理由。這條理由讓很多中國人無可質疑、被迫就範;「經濟搞上去，人口降下來」，人口眾多似乎成了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罪魁禍首。於是三十多年來，在神州大地上，一場反人類的血腥屠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
6）中共反覆的告訴中國人：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言下之意就是：它們已鐵心要消滅那些「多餘」的胎兒，不容任何質疑。在城市地區，由於中共的洗腦比較徹底，加上其控制系統的嚴密，計劃生育並沒有遭到什麼抵抗便推廣下來。而在廣大的農村集鎮，傳統觀念的強大與農村現實的需要，使得中共的計劃生育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但中共的暴政系統也在此展示了其強大的作惡能力，在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對中國人實施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滅絕人口戰爭，至今還在延續。
雖然更多的殘酷事實都被邪黨掩蓋，但只要我們看一下各地殺氣騰騰的計生標語，就不難看出其反人類的特徵：「超生就扎」，「一人超生、全村結紮」，「該扎不扎、見了就抓」，「見證懷孕、持證生育」，「能引就引出來，能流就流出來，堅決不能生下來」，「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滅三胎」，「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一胎環，二胎扎，三胎四胎殺殺殺!」。這哪裡還是一個政府的政策宣傳，分明就是一群魔鬼的殺人宣言，張牙舞爪、歇斯底里。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這是什麼消滅害蟲的廣告呢，中國人在它們的眼裡，還是人嗎?
山東有個冠縣還匪夷所思的推出了一個「百日孩」運動，一百天內無，無論是否合乎計生要求，一律強制流產，甚至見孕婦就踹肚子。其口號是：「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上吊給根繩、喝葯給一瓶」等等諸如此類。我不知道人類還有什麼語言來形容其邪惡，這大概只有中共這樣的邪惡政權才能能打出這些滅絕人性的標語。
7）這個號稱要建立「共產主義天堂」的土地，不知有多少這樣幼小的生命被殘殺。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顯示，1980年到2009年，共有婦女上環2.86億次，婦女輸卵管結紮手術近0.99億次，人工引流產2.75億例，中國每年記錄在案的人工流產手術至少1300萬例，這個數字幾乎是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人工流產總數的四分之一。這其中恐怕大多數都是因為計劃生育而被迫引流產的，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群體滅絕嗎？
冰冷的數字，在中共鋪天蓋地的洗腦宣傳中，被人們淡忘。
11. 迫害法輪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自此開始了近19年史無前例的人權迫害。江澤民利用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經明慧網民間途徑證實的，已知有4,075名法輪功學員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數量更為巨大。另有數百萬人被抓捕，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判刑。由於中共拚命掩蓋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實仍未曝光，實際死亡人數，難以確定。
虐殺發生在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澤民的「打死算自殺」、「殺無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對不願放棄修鍊的法輪功學員使用了上百種酷刑，包括毒打、電刑、火刑、注射有毒藥物、開水燙、烙鐵烙、逼坐「老虎凳」、鐵椅子、強姦、輪姦、電棍插陰道、吊刑、銬刑、槍擊、強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輪功學員死亡、致傷、致殘。許多慘烈的案例內幕輾轉傳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團的罪惡。
2000年6月23日，《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中國大陸32歲的計算機工程師、法輪功修鍊者蘇剛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蘇剛去北京上訪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單位授權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蘇剛的父親蘇德安說，醫生一天給蘇剛注射兩次不明藥物，一個星期後，蘇剛已不能正常吃飯或移動肢體。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蘇剛即死於心臟衰竭。蘇剛叔父蘇蓮禧因將「蘇剛之死」的真相公諸於世，不久被當局送入勞教所勞教三年。
陳湘睿（男，29歲），湖南省衡陽市法輪功學員。2003年3月11日晚，時任衡陽市公安局國安支隊隊長雷振中帶領警察將陳湘睿綁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對其大打出手，電棒、鐵鎚、橡膠棍一齊上陣，當場把他打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五臟六腑全部打壞，腹腔內抽出2,500毫升血，腦中樞神經致命損壞。陳湘睿於次日早上離世。
2006年3月，原遼寧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員工安妮，作為第一名證人，向海外媒體曝光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隨後，加拿大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聯邦議員大衛‧喬高受邀對此進行獨立調查。兩人在2006年7月發布了一份含有53項證據的調查報告，確認了活摘指控，稱此罪行乃「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通過十年的細緻調查，獲得了大量的錄音和資料證據，證實：江氏犯罪集團與軍隊、政界、司法界、醫學界、貿易界、黑社會聯手，形成了大規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殺人網，出售器官、活體實驗、販賣屍體牟取暴利。中共軍隊、武警醫療系統大規模涉入，達到了隨意攫取、殺人如麻的地步。據分析估計，被活摘器官殺害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巨大。由於中共焚屍滅跡，受害者無一生還，更多的真相和數據還無法獲悉。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像中共那樣對自己的國民揮舞屠刀，而且殺人手段極其殘忍，罄竹難書。成立以來，中共不斷炮製謊言，欺騙國內外民眾、企圖逃脫罪責。浸著鮮血的歷史，無比沉重，是文明的恥辱。還原真相，清算罪惡，給明天希望。
2: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1.蘇聯殺人歷史
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1918年，隨著立憲會議被列寧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來反抗，成為第一個在暴力機器前流血的階層。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發生了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參加者多達數萬人。布爾什維克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俄國最大的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許多工會紛紛支持。但罷工很快被蘇共用武力殘暴鎮壓。全俄鐵總和其它非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從此俄國工會逐漸被蘇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國很多城市也多次發生工人罷工。飢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士兵相同的糧食定量，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結果，所有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殘酷方式鎮壓下去。
1918年夏天，俄國因內戰而斷糧。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里津，因為那裡是俄國的傳統糧倉。列寧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體大屠殺。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農民。斯大林給列寧的電報中說：「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被押運至莫斯科。
蘇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農民反抗。1918年8月，奔薩地區的農民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蘇共派出軍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列寧當時給奔薩地區發送的電報如下：「1. 弔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 公布他們的名字。3. 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4. 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
坦波夫省十月政變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為了強行將糧食收繳上來，蘇俄政府組織了很多「征糧隊」進入坦波夫省。為了抵抗強行征糧，5萬多農民組成了自衛軍，同「武裝征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
為鎮壓坦波夫農民的反抗，1921年6月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圖哈切夫斯基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區的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在鎮壓坦波夫州農民起義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殺死。
蘇俄血腥殺戮的預演為之後中共迫害中國工人、農民做了充分的鋪墊。
2）蘇共暴行
（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1918年9月5日，列寧下令在索洛維茨基群島組建了第一個特別勞改集中營。這是為了關押、折磨和屠殺反對十月政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異見人士。此後，蘇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即是斯大林時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簡稱。斯大林時代，伴隨著接連不斷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斷加劇，「古拉格集中營」在蘇聯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全蘇聯共有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作者索爾仁尼琴一共列舉了31種刑訊方法，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由於秘密警察往往數刑並用，在生理上耗盡犯人的體力，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其僥倖心理，其結果是需要什麼口供，就能得到什麼口供。
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進行十二到十六小時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大批大批的勞改者死於非命。許多人全家都被送進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歲高齡的老人也不放過。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軍隊高級將領，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囊括了所有的階層。
很多世人都以為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產物，其實蘇俄的勞改營不只是其它共產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當年也派出蓋世太保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保守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統被關閉。2013年，俄羅斯官方媒體網站顯示，有超過1500萬人因獲刑被關進古拉格改造營；在那裡，共有超過150萬人於釋放前死亡。
（2）製造饑荒殺人
饑荒也被共產政權用來殺人。1932至19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滅絕。事件背景是，蘇共在烏克蘭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遇到了當地農民的抵抗。於是，蘇共把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劃為「富農」，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蘇聯政府中斷。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任何人無法逃離。起初，烏克蘭人依靠家中貯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饑。可是，蘇俄政府動用了征糧隊，把各家各戶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搶走。很快，大批農民陸續餓死，許多地方出現了吃人肉的慘劇，還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食用。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很多人餓死在鐵軌上和鐵路旁。
大饑荒過後，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無家可歸的孩子，只好去各個城市乞討謀生。斯大林政府認為，龐大的兒童乞丐損害了蘇聯的光輝形象，於是簽署命令，對12歲以上的兒童「予以槍決」。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50萬至480萬人死於大饑荒。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克夫市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
（3）大清洗殺自己人
共產邪靈毀滅全人類的目的中也包括毀滅它們自己人。所以共產黨對自己人從未有過半點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時代，恐怖殺戮行動愈演愈烈。從1928年開始，斯大林導演了一場持續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鎮壓。其中所謂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殺戮共黨自己人的運動。據歷史學家研究，在大清洗運動中，出席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39人，其中80%的委員被逮捕，並且全都被處死。列寧在世時的最後一屆7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將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20人遇害。貝利亞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帶來一個人，我就能給你找出他的罪證。」
這次清洗沒有漏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對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知識分子的鎮壓甚至比對軍政界的鎮壓更早一些，而且，事實上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價更大的是普通的蘇聯人民。
那麼斯大林搞的大清洗總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鎮壓的。曾在蘇聯和葉利欽時代主持過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說，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
2.柬埔寨紅色高棉
紅色高棉大屠殺，或稱紅色高棉種族滅絕、柬埔寨種族滅絕，指的是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爾布特領導的紅色高棉共產主義政權在1975年至1979年期間對柬埔寨進行種族滅絕的事件，據估計造成了150萬至300萬柬埔寨人的死亡。紅色高棉計劃創建一個農業社會主義的社會。當局將城市人口全部遷移到鄉下。由於酷刑、大量處決、強制勞動和營養不良，造成了將近當時25%人口（約200萬人）的死亡。這一大屠殺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後結束，全國境內發現了超過兩百個萬人坑，這些地方後來被人稱為「殺戮戰場」。
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宣稱要「洗凈平民」，因而開始了這場殺戮。2001年1月2日，柬埔寨政府通過立法，對有限數量的前紅色高棉領導人進行審判。審判開始於2009年2月17日。2014年8月7日，柬埔寨共產黨原副書記農謝和國家主席團原主席喬森潘因為反人類罪，被判處終身監禁。
1）強制遷移
早在1973年，波爾布特與農謝等就決定在解放金邊後把全城300萬人口疏散到農村，以解決糧食問題，並觀察美國或越南是否會插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波爾布特藉口美軍即將空襲金邊，將首都居民疏散至鄉下，並以三日後將可以返回為由，要求居民不必帶任何財產。所有居民被迫緊急撤離，部分不願意的人被軍隊槍殺，一些沒有能力離開的人如殘疾人士被遺棄。三天時間內金邊人口由原有300萬人，變成幾萬人，撤離過程中造成大量無辜百姓傷亡。
2）政治清算
紅色高棉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對象主要是前龍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員，也包括龍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處決方式一般是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用棍棒、斧頭、鋤頭、榔頭、十字鎬、圓鍬、鐮刀、彎刀等各種農具打死或是直接槍決。
3）強制勞動
倖存的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4）內部清洗
紅色高棉對自身組織的「純潔」追求近乎偏執，波爾布特喜歡用細菌來形容黨內的異己思想，「它們」無處不在，所以黨的眼睛必須時刻睜開。紅色高棉從一建國開始就以肅清親越分子（高棉身越南心）、蘇聯克格勃（KGB）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13個領導人中，有5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鬍榮、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
1976年9月20日首先開始對東北大區的清洗。東北大區書記奈沙朗（Nay Saran，別名Yan）、蓋敏（Kev Meas）、蓋莫尼（Kev Mony）相繼被捕。這些人都是原印度支那共產黨成員。
1976年底到1977年初，農業部長農筍（Noun Suon）、商業部長貴敦（Koy Thun）、建築部長Thuch Pourn等先後被捕。1977年3月，福財（Phoukh Cai）被捕。1977年4月文化與新聞部長符寧被捕。
由於1977年底在柬越邊界衝突中失敗，1978年1月底到2月間，由宋成負責對東部大區展開行清洗，400名幹部被捕。1978年5月西南區領導人塔莫負責清洗東部大區，東部大區書記索平開槍自殺，數千東部大區的部隊逃入森林，越界逃入越南。1978年7月就處決了萬餘人。而在金邊郊外建立的S-21集中營，主要用來進行內部清洗。
1978年秋，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溫威被清洗處決。
5）S-21集中營
當上百萬柬埔寨人在集體農莊裡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則被貼上政治犯的標籤，在紅色高棉的審查中心裏面臨更為直接的恐怖。所有這些審查中心中，最著名的是S-21集中營，這是金邊郊外的一棟磚石結構的法式建築，以前是一所中學。
S-21集中營全稱第21號保安監獄。1975年至1979年間，據估計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營（部分人相信總數超過20,000人）。該集中營的犯人從柬埔寨全國選送而來，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諾政權時期的政府官員、軍人以及學者、醫生、教師、僧侶等，後期的犯人主要是紅色高棉政權的黨員、士兵甚至一些高級官員，如外務部副部長沃維、新聞部長符寧等，囚禁者中僅有7人幸免於難。
大部分進入S-21的人實際上是無罪的。S-21的運作模式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後用酷刑逼迫他們承認他們的罪行。因為不認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誠的紅色高棉黨員也會最終承認他們為美國中情局做間諜、當越南共產黨的走狗、暗中反對黨中央，甚至是非禮幼女。接下來，他們被要求供出同黨的名字，然後犯人們以及他們的家人會被帶往瓊邑克滅絕中心用各種鋤頭、斧頭、鐮刀等各種農具或其他工具殺害。而被招認的同黨又有了新的罪名，於是再被帶進來，重複這一過程。
6）否認：否認柬埔寨種族滅絕
在波特布特於1998年4月15日死亡之前的幾個月，他接受了Nate Thayer的採訪。在採訪中，他表示他有良知，並且否認對種族滅絕負責。波爾布特宣稱他「來開展鬥爭，而不是殺人」。據亞歷克斯·阿爾瓦雷斯（Alex Alvarez），波爾波特「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被誤解和被不公正地誹謗的人物」。
2013年，柬埔寨首相洪森通過立法，禁止否定紅色高棉所犯的柬埔寨種族滅絕和其他戰爭罪行。儘管柬埔寨救國黨副主席、反對派領導人金速卡表示反對，立法仍獲通過。金速卡表示，吐斯廉屠殺博物館的展品是虛構的，而且這些文物是在1979年入侵後被越南人偽造的。柬埔寨救國黨聲稱金速卡的評論被斷章取義了。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