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 中共篡權後的卸磨殺驢
1)中共對地下黨的處理-邪惡的16字方針
2)「投誠」的國民黨
2. 文革中卸磨殺驢的典型案例
1)潘漢年案
2)胡風案
3)文革公安局長劉傳新
4)所謂「開國元帥」的悲慘遭遇
5)文革知識分子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6)文革「造反派五大領袖」的悲慘結局
3. 「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
4. 鎮壓法輪功後的卸磨殺驢
130多名公安局長落馬
1)中共對地下黨的處理-邪惡的16字方針
早期就有披露,從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槐、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
1949年5月,南京易手,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然而,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了上述16個字方針。有人曾經拿這16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16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面對這16個字,他們心中仍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
中共在奪取政權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著名的16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南京市委請示對地下黨的處理,中央回電又出台第二個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為中共出生入死,長期埋伏,等待時機的地下黨,等來的卻是降級、控制、淘汰,無數次的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經《紅岩》一書作者多方明查暗訪,證實了這是毛澤東的親筆批示,一字不訛,而且不單只針對南京,而是全國性的。
那些為中共出生入死,經過長期埋伏,最後等待時機到來的地下黨,等來的竟然是〝降級〞、〝控制〞、〝消化〞、〝淘汰〞,甚至失去了生命。沒有死在敵人手上,欲被自己為之獻身的黨給滅掉了。
關於毛澤東訂出這第二個16字方針,新華社原副總編輯穆廣仁也曾撰文披露詳情。
1949年以後,歷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16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一地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裡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
作者說,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歷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像。
這個批示當時的下發範圍極小,只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
1949年下半年,中共政權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
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在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當時鄧小平還在南京,同年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公開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
鄧在報告中強調,中共建政一是靠毛中央,二是靠軍人,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
報告還嚴厲批評南京地下黨的人員對軍隊不服氣的情緒。並在這次整黨中,以〝停止黨籍〞的方式處分了100多個黨員。報告中列舉的〝組織不純〞事例,經查證都不屬實。
從鄧小平的報告看,包括鄧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16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而這16字方針,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份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他們從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國一路走過來,滿懷希望迎來的,卻是被中共政權棄如敝履,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但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是無盡的傷痛和嘆息。
2)「投誠」的國民黨
根據百度提供的數據顯示,1946年至1949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先後有約177萬官兵向共產黨「投誠」,其中將軍大概有1,400名,包括駐守濟南的吳化文、駐守北平的傅作義等。
對於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共則授以官爵厚祿,以收買人心,比如傅作義就被任命為水利部部長;而對於絕大多數「投誠」、「起義」的將領,中共則通過「鎮反」運動將之消滅。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
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前後,即在中共的所謂新老解放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做法。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200萬人,另有特務份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10月,則再次發出鎮反指示,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投誠」的國民黨將領的厄運自此開始了。
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的國民黨將領大致分為如下幾類:一、「投誠」後解職或被俘後釋放返鄉者;二、退役返鄉數年、從事其它職業者;三、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兩類人數最多。
第二類如國民黨上將宋鶴庚,1923年即隨譚延闓入粵投奔孫中山,並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中共「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上在1925年,宋就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閑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支,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
在此期間,遇害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包括: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王旭夫、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肖步鵬、第1兵團副司令劉進、第2兵團參謀長、徐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韓起功、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李本一、第10兵團副司令溫懷光、第12集團軍參謀長周址、第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團軍參謀處長王育成、第2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陳應龍、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尹作干、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師長李用章、新編第5軍軍長徐經濟、第7軍副軍長兼師長鍾祖培、第3兵團暫編第8軍副軍長曾憲成、第15軍軍長武庭麟、第20軍副軍長夏炯、第24軍副軍長向傳義、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曹森、第27軍軍長劉孟廉、第28軍軍長劉秉哲、第29軍軍長、軍事參議院參議張治公、第33軍軍長韓步洲、第34軍軍長高倬之、第44軍軍長陳春霖、第66軍軍長何紹南、第85軍軍長、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李楚瀛、第12戰區騎兵總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謝靈石、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唐憲堯、國防部中將高參莫致寬、北伐軍左路軍第一路司令鄧玉麟、辛亥起義四川革命軍總指揮夏之時……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軍級將領外,師級、旅級等國民黨軍官遇害的也不少。因為名單甚長,無法一一列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起義」或「投誠」的將領,或許當他們命喪中共槍下之時,才意識到當初自己的抉擇是怎樣的愚蠢吧。
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曾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徐當時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平了。考慮到當時各地出現的瞞報情況,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的這個數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終於局部地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包括國民黨將領在內的2.2萬人。然而,由於上述數字還僅僅是由今日仍然在當權的中共所統計,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殺、冤判和殘害,依然是個未解之謎。但我相信,那諸多的冤魂終會等到雲開霧散的那一天!
2. 文革中卸磨殺驢的典型案例
1)潘漢年案
抗戰期間,潘漢年奉毛澤東指令,與日偽特務機構聯繫、合作(對外美其名曰統戰工作),冒死在日偽特務窩裡進行活動,為中共聯日反蔣、賣國奪權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這位中共隱蔽戰線的「功臣」,1954年卻被毛澤東定罪為「國民黨特務」。因為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如果潘漢年不承擔責任,毛澤東就要承擔罪責。毛澤東為了掩蓋賣國奪權的漢奸行徑,保全「偉大、光榮、正確」的「高大」形象,他用潘漢年做了替罪羊,直至滅口。
2)胡風案
因家中貧寒,11歲才上學。1922年入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與附屬中學、南京大學附中、南師附中),曾與巴金等人同學,加入中國共青團。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1926年又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胡風於1929年赴日慶應大學英文科留學,加入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並在日本刊物《藝術學研究》和《普羅文學講座》上介紹過中國左翼革命文學。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組織,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負責人之一。由於胡風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參加反戰(918事變)活動,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機關特高科密捕,6月被驅逐回國。
1949年,中共篡權後,胡風起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和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長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胡風雖然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的觀點相衝突。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由於胡風的文藝理論被周揚認為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因此胡風於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三十萬言書」。1955年2月,對胡風思想大規模的批判在全國展開,胡周文藝爭論被升級為政治批判。隨著事件的發展,中共高層介入文藝爭論並給予胡風「反革命」的政治定性,同年5月16日,胡風被捕入獄。政治定性後的整個批判運動波及甚廣,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假設一個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5人計算,則共觸及10,500人,其實,受株連的遠遠超過上述數字。但是經過複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23個骨幹分子中,只有1人當過漢奸,其他人都不能定為特務、反動黨團骨幹等。從1955年胡風被捕到1988年胡風徹底平反,歷時共33年。
3)文革公安局長劉傳新
卸磨殺驢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後慣用的一種手法。因為中共在歷史上每次政治運動中,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其中的參與者手中都沾滿了民眾的血債 為了平息民憤民怨,這些人往往被當作替罪羊拋出來受懲罰 。
北京「文革」開始時,一些公安人員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對被揪出的「老幹部」大打出手。1977年,「文革」後,老幹部平反了,又重新掌了權,他們要求政府處理文革期間虐待他們的人,於是政府從北京公檢法抓了17個典型,都是些看守和審訊員;還查出文革中 「 表現積極」的警察793人、17名軍管幹部,共810人,拖到雲南野地里槍斃了。以解老幹部的心頭之恨,被槍斃者給予 「因公殉職」的待遇。當時北京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在文革期間追隨中共,以執行公務的名義, 肆意迫害並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手上沾滿民眾的鮮血,最後中共把他拋出, 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劉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畏罪自殺了。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5/16/n3589831.htm《漫畫:文革中「因公殉職者」的忠告》
4)所謂「開國元帥」的悲慘遭遇
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和灌輸,現在的中國人似乎對中共有一種本能的恐懼,習慣於聽黨的話,跟黨走,很多人還以「跟共產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來告誡別人。那麼,「聽黨的話,跟黨走」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麼呢?
劉少奇是中共七大確立的黨內第二號人物,在延安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是四十年代幫助毛澤東打垮政敵的重要助手,文革發動時的國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慘遭迫害三年後悲慘地死去,死時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
1955年中共授銜的所謂「十大元帥」,除朱德年事較高、1949年以後不太過問政事、因此在政治鬥爭中得以保全,還有羅榮桓死得早以外,其餘八個都沒有在政治鬥爭中倖免。彭德懷被打成「反革命軍事集團」首領,文革發動以後到1971年之間,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時在骨灰盒上寫著「王川,男」三個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指控圖謀「二月兵變」;賀龍被斗死;林彪政變不成,駕機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死後還受到大規模聲討。
5)文革知識分子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革命」最徹底的「紅衛兵小將們」,兩年後失去利用價值,被騙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一語道破:「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是變相勞改。」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識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為中共奪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諷刺的是,這些當年對共產黨抱有無限希望,並曾在國統區冒著危險為之奔走呼號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作家老舍服從政治,一直保持緊跟姿態,1949年以後創作了從《龍鬚溝》、《春華秋實》到《青年突擊隊》、《紅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連串的劇本,為中共政權歌功頌德。1966年8月23日,身為文聯主席的老舍被紅衛兵揪斗,同時被斗的還有作家蕭軍、駱賓基、藝術家旬慧生等。他們全部被剃了陰陽頭,又被掛上「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牌子,頭上被澆上墨汁。紅衛兵勒令他們跪在焚燒戲服、文物、書籍的火堆周圍,接受「革命之火」洗禮,同時用道具和銅頭皮帶抽打。老舍被市文聯單獨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輪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換來的卻是更加瘋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6)文革「造反派五大領袖」的悲慘結局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這五大人物的命運毫無例外,他們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就被拋棄,當他們失去利用價值的時侯,必需隨時為任何時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犧牲。這就是中共的體制,也是他們助紂為虐的報應。
(1)北大聶元梓
聶元梓,是一位出身河南滑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大學造反派領袖。她從事中共意識形態宣傳工作,思想上極度左傾。文革開始時,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因張貼《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從此,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聶元梓主管的北大,武鬥持續升級。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後來,聶元梓被定性為「五・一六骨幹分子」,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四人幫」倒台後,1978年,聶元梓首次鋃鐺入獄。1983年,57歲的聶元梓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聶元梓上訴被駁回,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
出獄後,聶元梓孤苦無依,既無住處,又無任何生活來源,再加上長年被整,落下一身的病痛。而她的三個子女皆因受其牽連,自顧不暇。做生意又被騙錢。晚年她過著與保姆相依為命的生活。
(2)北師大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縣。1965年作為調干生到北師政教系學習。她是文革期間率領紅衛兵破壞砸爛曲阜孔廟、孔府、孔林的主要人物。
1966年,譚厚蘭組織了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11月在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率隊200多人到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聯合當地造反派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的萬人大會。在曲阜的29天,譚厚蘭組織造反派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各種字畫九百多軸,其中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七百餘冊;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一千餘座,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書國故址,鉋平孔墳,挖開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墳(共破壞文物6618件),對其曝屍批判。
1970年,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譚厚蘭。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死亡,時年45歲,沒有結婚。
(3)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
王大賓,出生在四川省涼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探工專業。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了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拋頭露面,拉起隊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王大賓後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當有人稱讚他在擔任總經理期間做出的一些成績時,他說幹了點實事,遠遠彌補不了自己造成的損失。
(4)北航韓愛晶
韓愛晶,出生在江蘇漣水縣。後考上北京航空學院。文革開始,他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成了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
1966年12月,江青授意韓愛晶派紅衛兵到四川成都把彭德懷押回北京。翌年7月9日,韓愛晶強行針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聲稱「審斗會」要「刺刀見紅」,要彭德懷交待「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反對『三面紅旗』?」「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彭德懷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額受傷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鬥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德懷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斗,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斗的張聞天頭部也被打成血腫。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
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3月16日,韓愛晶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送往青海省塘格木農場服刑。出獄後去深圳經商。2003年韓愛晶內退,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
(5)清華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於江蘇鹽城。文革五大學生領袖之首。他的行為給毛澤東出台「我的一張大字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還要為「清華百日武鬥」負主要責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3. 「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
中共總喜歡玩「先給人點甜頭,再讓人吃盡苦頭」的伎倆,鄧小平是這方面的高手,玩得爐火純青。
當鄧在中共內部權斗中立足未穩,需要利用民間力量打擊政敵的時候,他就打扮成開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勵西單民主牆的發展。一旦把華國鋒趕下台,他立刻卸磨殺驢,對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民眾大開殺戒,關的關,判的判,將反對中共極權統治、爭取自由人權的聲音壓制下去。
「西單民主牆」的興起
毛澤東死後不久,文革結束,中國出現了一個民間自由思想的短暫活躍期,史稱「北京之春」。它發端於西單民主牆。
1978年至1979年,華國鋒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數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是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不能接受的。他們利用民意,向汪東興、華國鋒等施加壓力,為倒華奪權造輿論。另一方面,十年文革使中國社會瀕臨崩潰,民怨沸騰,中共為了度過執政危機,也需要在政治上給中國人鬆鬆綁,擴大一點自由度,以賺取民心。在這個背景下,西單民主牆應運而生。
它位於北京城西單東北角,是一道200米的灰色矮牆。
1978年9月,《中國青年》復刊號刊登了四五運動的報導和詩選,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封。有人將該雜誌一頁頁撕開貼到西單牆上,吸引了很多人圍觀。此後,大字報、小字報不斷,幾百米的灰牆全被貼滿,層層覆蓋,圍觀者里三層外三層,有時多達四五千人。站在裡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邊聽邊點頭附和、議論、記筆記、照相。外國記者夾雜在人群中,忙著攝像、與中國人隨意交談。這裡通宵達旦,人流不息,一時間成了全國的輿論中心。西單民主牆就這樣發展起來了。
打造開明形象,利用民意倒華
一開始,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鄧穎超、康克清等都對西單民主牆表示了支持。
鄧小平趁著當時主管外事工作,有意為自己打造了一付「開明、民主」的形象。他針對華國鋒,在講話中總是反對權力過於集中,強調分散權力。1978年11月26日他對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1)11月27日,在會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鄧小平明確表示:「民主牆」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2)
消息傳到西單民主牆,大約七千人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下舉行慶祝集會。新華社將鄧小平講話的摘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全國各大報刊上。據說,中共元老們還派出衛戌部隊,日夜守護民主牆。一時間,出現了中共高層「倒華派」和民間自由民主派上下呼應的「蜜月期」,這在中共建政以來是少有的。
社會上有人開始稱鄧小平「鄧大人」、「鄧青天」;他作為1978年度世界風雲人物,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們以為中國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來了。
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
西單民主牆很快就越過了就事論事批評華國鋒的範圍,向反思中共歷史、現狀和意識形態的縱深發展,開始有了真正獨立思考的聲音,而不是被官方操縱和煽動的政治派系的論戰。內容涉及:評價毛澤東的功過,要求言論自由,保護人權,反對獨裁腐敗,主張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呼籲警惕出現「新的獨裁」等。一些外地訪民甚至在街頭髮表演講,申訴自己的冤情。在靠近毛澤東紀念堂的柵欄上,還出現了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重新評價文革的大標語。
1978年12月5日,出現了一張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小字報,署名「金生」,作者是北京電工魏京生。文章大膽指出,毛澤東三十年來實行的是獨裁統治,人民仍然沒有民主、自由。「中共在全世界建立了最美好的制度」是謊言。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判斷是錯誤的。文章引起強烈關注和共鳴。
民主牆催生了民間刊物的誕生。如當時華北最有影響的《四五論壇》,青年詩人北島、芒克等合作創辦的詩刊《今天》,由一群「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創辦的《北京之春》,魏京生等人主辦的《探索》等等。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全國各地至少有26個城市出版了127種民刊或大學生刊物。大學校園裡的青年學子們爭相傳閱。
民主牆還引發了自由結社、自由集會。如,1979年1月1日,任畹町等人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同盟」,舉行上萬人集會,宣讀、討論並通過了《中國人權宣言》。
這些針對中共專制極權的批評和爭取民主權利的活動,引起了鄧小平等中共權貴的戒懼,鄧開始收斂支持民主派的言論,對於體制內和知識分子中的政治改革言論,也表現出越來越不耐煩,甚至深惡痛絕。
卸磨殺驢,「他開始了自己的獨裁時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無論對於鄧個人還是中共來說,這次會議都是重要的轉折點。鄧扳倒了華國鋒,確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過了危機。一朝大權在握,立刻對爭取自由的民眾變臉,重新回到政治極權、定於一尊的老路。
1979年1月18日,女工傅月華因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並組織「反飢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示威遊行,被捕入獄。
3月29日,北京市發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告》,明令禁止言論自由。當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題的長篇講話。他指責爭取民主權利是「少數壞分子鬧事」,是「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工作秩序、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他斬釘截鐵地宣布「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
講話傳達到社會上,人們私下議論: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開始了他自己的獨裁時代。
不久前還被鄧大力支持的民主牆和「四大」,成了大開殺戒的目標。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
1980年9月,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取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中規定的公民擁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權利。
緊接著,幾百人奉命上街洗刷所有的大字報、小字報;上千人遭拘審、逮捕。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瞬間被扼殺了。
結語
若干年後有網民評論說:「民主是鄧手裡的武器。他要打倒華就拿起這個武器。等華倒台了,他就又取締了這個武器,因為他發自內心地害怕別人或人民用這個武器把他打倒。」
無數次歷史教訓表明,善良人向中共要自由、要人權,無異於與虎謀皮。每當中共高唱民主的時候,都是在算計著騙取民眾信任,達到它自己的目的。如,延安整風、五七年「反右」是為了「引蛇出洞」,「西單民主牆」是為了剷除黨內高層異己。中共的本性是不會自我監督、自我約束、主動放棄專制極權的。
4. 鎮壓法輪功後的卸磨殺驢
130多名公安局長落馬
近期,中共官方網站公開通報了一百三十餘個中共公安正、副局長被撤職的消息。
這其中有被稱為「中共第一警察」的王立軍、「天津第一警爺」的武長順、「煙台第一局座」的聶作坤等公安正、副局長,他們都成了中共的階下囚。
這些中共公安正、副局長們,直接指揮實施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其參與迫害的事實已在明慧網上曝光。
1999年以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迫害,中共公安系統淪為江澤民集團的打手,致使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關押、洗腦、構陷、庭審、判刑,甚至酷刑致死。
這些作為公安局正、副局長的中共官員,對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負有不可推脫的罪責。
以下是130名公安正、副局長落馬及參與迫害法輪功的概況。
1)王立軍
王立軍,曾任重慶市政府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
2012年,自知將被薄熙來滅口的王立軍,化妝逃入駐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交出大量包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在內的秘密資料。該事件震驚世界,王立軍因此免於滅口而得以活命。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級法院對王立軍案一審宣判,共獲刑十五年。
王立軍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
2008年,王立軍被薄熙來調到重慶市公安局擔任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自此,王、薄兩人狼狽為奸,在重慶對民眾推行「文革式」的洗腦,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更加瘋狂。
僅2009年,重慶就有188名法輪功學員遭綁架,並被非法關押,其中有6人被迫害致死,18人被非法判刑,76人被非法勞教,5人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
王立軍是薄熙來的馬仔,迫害法輪功不遺餘力,在錦州任公安局局長時,成立了「錦州現場心理學研究中心」進行器官試驗。
王曾因一篇有關器官受體移植實驗研究的論文而獲獎。他在獲獎致辭中說:「我們的科技成果是幾千個現場集約的結晶。」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幾千個」人體器官從何而來?
王立軍涉嫌為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直接劊子手。2009年,在王立軍手下擔任警察的目擊者證實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並證實王立軍下的死令:對法輪功「必須斬盡殺絕」。
2)武長順
武長順曾任天津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2017年5月27日,武長順被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單位行賄罪、濫用職權罪和徇私枉法罪,一審被判死緩。
自中共迫害法輪功以來,天津市執行江澤民叫囂的「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的迫害政策,在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610」辦公室的操控下,當地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對法輪功學員施以各種名目的迫害。
天津市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洗腦、勞教、判刑。截止2014年7月,至少已有92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對此,作為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的武長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聶作坤
聶作坤,1965年5月出生。曾任山東省煙台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督察長;曾經在濰坊安丘、壽光擔任公安局長。
2018年8月31日,聶作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遭當局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2008年,中共奧運會前夕,壽光市政法委、「610」、公安局(局長聶作坤)密謀策劃,同一夜統一行動,破門入室,從睡夢中,綁架近300名法輪功學員,將其分別關押在壽光市彈藥庫、青州市看守所、留呂敬老院、聖城大倉敬老院55天之久。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法輪功學員在壽光市被證實非法判刑的17人,勞教的43人(法輪功人員被非法勞教是由公安局長親自圈閱、簽字,不用經過刑法部門)。
聶作坤2016年擔任煙台市公安局局長後,直接參与指揮多起迫害煙台市法輪功學員的案件,幾起大規模的迫害案件都是由其直接下令和親自策劃的。
2008年6月9日,新唐人電視台電話採訪時任壽光市公安局長聶作坤時,聶作坤喊出要把法輪功學員「趕盡殺絕」。
與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同出一轍,聶作坤因迫害法輪功,至少有六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並被明慧網列入「惡人榜」。
4)何挺
何挺,1962年2月出生,曾任重慶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督察長(兼),武警重慶市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長期在中共政法系統任職的何挺,是周永康最得意的「門生」之一,他以重金賄賂周永康而被破格提拔。
2017年10月,何挺因嚴重違紀受到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
何挺任重慶公安局長後,加重迫害法輪功,組織了「八一九」綁架案,一次性綁架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
2012年,何挺指示重慶各監獄不放鬆對法輪功的打擊。被樹為典型的重慶永川監獄,以酷刑折磨、毆打、各種體罰、不讓睡覺、餓飯等等各種方式,殘害法輪功學員。
他手下的一名永川監獄的獄警公然叫囂:「把法輪功(學員)折磨死了,大不了就告訴家屬說自殺,或者是檢查發現本來就有高血壓,是因為得病死亡的。」
5)蔡聘
蔡聘,1963年9月出生,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委員、政治部主任;曾任重慶市萬州區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2018年8月14日,蔡聘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當局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蔡聘在任公安局副局長、政法委書記時就開始追隨江澤民集團,瘋狂迫害法輪功,從2003年起,其罪行就被明慧網通告,被列入惡人榜。
潼南縣太安中學教師陳慶,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工作勤懇出色,2003年12月10日,被警察跟蹤到學校綁架。陳慶斥責他們的流氓行為,警察說:「管它啥子綁架,只要抓到人就行。」還說這是蔡聘的命令。
陳慶被劫持到所謂「法制學習班」非法關押、強制洗腦迫害。她離開洗腦班後,非法追捕使她無法回家正常生活,導致其母病亡。
2009年4月10日,潼南縣多位法輪功學員同時遭綁架,一人被迫流離失所。這次綁架、騷擾法輪功學員的命令就是時任政法委書記的蔡聘下的死令。
6)劉叢德
劉叢德,1960年7月出生,河南省鄭州市公安局正縣級偵察員,十八里河分局(派出所)黨委書記、局長(所長)。
2018年7月2日,劉叢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劉叢德在鄭州火車站長期參與綁架、迫害法輪功學員。新鄭市法輪功學員陳喜紅、賈金會、張淑玲、陳小妮四人於2010年10月15日晚被綁架;2011年5月,分別被非法判刑三年至三年三個月。
期間為掩蓋惡行,新鄭市中共檢察院和法院不給受迫害者家屬所謂的起訴書、判決書,剝奪家屬對案件的知情權。作為新鄭市公安局政委、黨委副書記的劉叢德對此難脫干係。
7)肖敏
肖敏,四川省德陽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副局長。
2018年9月6日,肖敏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肖敏在任期間,積極追隨江澤民犯罪集團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曾在視察看守所時,要求對在押人員,要加強值班巡控,監控,而重中之重就是監控法輪功學員。
在所謂的「春雷一號」清查行動時,肖敏要求清查整治行動,要嚴防死守、嚴查出租房,表面上是消除治安隱患,實則是針對流離失所的法輪功學員的再迫害。
8)汪治懷
汪治懷,曾任湖北省黃石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2012年3月起歷任黃岡市副市長、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
2018年9月,汪治懷以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賄罪、串通投標罪被逮捕。
在任期間,他積極追隨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黃石市西塞山區法輪功學員駱文,在黃石鐵路局上班,曾幾經遭受中共邪黨操控的公、檢、法人員的迫害,多次被綁架、非法抄家、拘留、判刑、勞教。
9)朱甲雲
朱甲雲,曾任湖南省邵東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邵陽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市紀委駐市公安局紀檢組組長。
2018年6月,朱甲雲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從朱甲雲的履歷可以看出,他步步高升的時期,正是中共邪黨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時期。他所管轄的區域內,僅邵陽法輪功學員六十多歲的劉愛華,就因不放棄信仰被綁架十次,後被邵陽市雙清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0)李元祥
李元祥,1957年3月出生,廣東省梅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長。
2018年8月,李元祥因嚴重違紀違法被當局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1999年11月至2003年10月左右,李元祥擔任平遠縣公安局局長,參與了對平遠縣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2013至2016年,對梅州發生的多起綁架事件,如傅雪冰、鄧芳英等數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事件,李元祥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1)姚亮
姚亮曾任廣東省江門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江門市蓬江區公安局局長兼區政法委副書記。
2018年6月,姚亮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姚亮在任職期間,參與綁架當地法輪功學員馮崎峰。2012年10月23日,馮在單位被綁架,隨後被非法抄家、搶劫。當天重陽敬老節,馮的七十七歲母親被一警察從二樓的樓梯不斷地往下推搡,令在場的親人和鄰居都感到震驚。
12)馬偉靈
馬偉靈,1963年8月出生,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原政委、汕尾市公安局原局長(副廳級)。
2016年5月20日,馬偉靈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處以罰金100萬元。
馬偉靈,任汕尾市政法委書記、汕尾市公安局局長之後,尤其在2010年11月廣州亞運期間,再次懸賞數萬元,企圖抓捕汕尾法輪功學員黃淑源,導致黃淑源處於十年的流離失所和非法通緝之中,給其身心帶來極大傷害。2012年8月6日,黃淑源含冤去世。
13)潘靜蘇
潘靜蘇,1958年6月生,河北省保定市政府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副廳級)。
2016年9月,潘靜蘇因涉嫌受賄罪被逮捕。
其在職期間,惡行不斷。2011年9月,保定各派出所分派指標,綁架法輪功學員,致使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拘留所或洗腦班遭受迫害,其中五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勞教。
14)姚天民
姚天民,19963年4月出生,曾任河南省周口市政府黨組成員、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2015年11月3日,姚天民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
在任期間,姚天民與周口市委書記毛超峰、周口市政法委書記朱家臣狼狽為奸,指揮公安綁架迫害法輪功學員。姚天民指揮周口市公安局每年兩次「嚴打」,都把法輪功列為重點目標。
15)王會師
王會師,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
2016年8月18日,王會師因犯濫用職權罪、徇私枉法罪、受賄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元。
王會師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在明慧網上曾多次被曝光。
16)左智慧
左智慧,曾任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副縣長兼公安局局長、揚州市公安局江蘇油田分局局長。
2015年5月28日,左智慧犯受賄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並沒收財產20萬元。
其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曾在明慧網上被曝光。
17)李弼清
李弼清,曾任湖南省宜章縣公安局局長、郴州市公安局蘇仙分局局長。
2017年1月25日,李弼清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二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其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曾在明慧網上被曝光。
18)史居平
史居平,1960年出生,甘肅省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長。
2013年1月21日,史居平因受賄、徇私枉法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萬元。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史居平任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任秦州分局局長,積極迫害天水五縣兩區法輪功學員,很多人被騷擾、非法抓捕、遭受酷刑折磨、經濟罰款、被跟蹤、被監視、被非法勞教、被非法判刑。
19)張劉苟
張劉苟,江蘇省鎮江公安局原副局長,其積極配合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曾在明慧網上被曝光。
2013年12月6日,張劉苟因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參考來源:
《中共卸磨殺驢 對地下黨16字方針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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