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共产党杀人历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在其暴政统治下，中国约8,000万人因为迫害、饥饿、枪杀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1. 杀AB团
AB团是中国国民党中的反共者于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团体，主要工作是与共产党争夺江西省国民党的党内权力。1927年4月，AB团垮台。193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内部发动反AB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
1930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发动兵变，攻占了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逮捕了中共当地政府人员。1931年3月2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派出任弼时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月18日，红二十军兵变的领导人在前去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7月，红二十军被调至江西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及700余名副排长以上领导被集中到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富田事变后，各地的反AB团运动掀起新高潮，审讯手法异常残酷，“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
毛泽东是镇压“富田事变”的直接责任人。中共后来承认AB团并不存在，绝大多数被处决者都是无辜的。
2. 延安整风
1942年初至 1945年 4月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采用了审干、肃反等红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动的“抢救运动”，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难者是知识分子王实味。王实味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从1942年2月始，王实味响应毛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大胆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质疑中共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王实味的文章是对毛思想的挑战。他因此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1947年6月，国军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在山西兴县，王实味被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因怕被人认出，他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延安整风运动里死了多少人，从没有公布过。但是自此以后，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
3. 长春围困战
长春围困战是“兵不血刃”的黑色范例。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成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1948年6月7日，毛泽东正式同意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案。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国民党最初不准百姓离开长春，但由于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因此在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8月1日起疏散民众。但是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城三个月后，9月9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死了12万人，时任长春市民政厅长兼市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提到，围城期间，长春市民因饿、病而死的共达12万人。
当年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后来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内心极度不安而自杀身亡。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4. “镇反”、“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这个“千分之一”，就是镇反期间中共定下的杀人指标。实际上，最后所杀的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与“镇反”同时轰轰烈烈展开的是“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枪杀。
据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5. “三反”、“五反”
1951年到1952年10月，中共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处决了腐败的中共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干部变坏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1月开始“五反”。“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写：“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据1996年《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300余人被判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6. 大饥荒
1958年至1962年，“大跃进”的浮夸风、强制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导致了一场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本来当年收成不错，可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饥荒。
中共近年数据“解密”，承认在大饥荒中有3,756万人被饿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数据是，大饥荒死亡人数为3,700万～4,300万。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100万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史称“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饿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饿死3,000万人以上。但是，1959年，中共却出口粮食415.75万吨。这么多的粮食，除以3,000万人，每人应可得到138.6公斤，一个人都不会饿死。1960年中共还出口了270万吨粮食。
在1959到1962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谎称是自然灾害所致。其实，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不只吃光了库存的粮食，搞得土地没有收成，还硬逼各级从省市到城乡虚报粮产量，并按照虚报的数量超额征收。结果导致农民把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上缴后仍然无法达到虚报的数量。中共各级组织逼粮团对快要饿死的农民吊打、刑讯、斗争以拿到农民们自己保命的最后一粒粮食。
同时中共也学着苏共的做法断绝农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无数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饿死。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当农民为了活命而去夺粮食时，又被残忍地镇压杀害。上缴来的粮食被用来大规模购买苏联的武器、用来出口换黄金、用来还债，但中共却罔顾本国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这场灭绝人性的以饥荒杀人的大屠杀，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子民丧失了生命。
7. 文革之杀人狂潮
1）起源——北京红八月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
文革的第一波杀人潮开始于1966年。当年6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风由北京的红卫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国。随后，开始了拷打和杀戮“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月内就打死了1,772人。学者丁抒评说：“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研究文革受难者历史的学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写：“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 31 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2）文革死亡人数总数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还要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产极权国家是如何的残忍、嗜杀成性，而无法理解作为人怎会如此丧失人性、惨无人道。其实这正是源于共产邪灵是由“恨”及低层败坏物质等组成的，同时利用烂鬼、低灵行恶，其非人性的表现就是其根本魔性所决定的。
整个文革时期，死于非命的人难以统计，多数研究估计超过二百万，甚至更多。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1991年)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小平于是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康生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一案就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3）具体死亡数字：
《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写：“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000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1）武斗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也揭开了第二波杀人高峰的序幕。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数后，数千名该组织成员全部被杀害。估计死于武斗的总人数约为30万至50万。
武斗中，对战俘的虐杀极为残忍。例如：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滥杀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活埋。
（2）“清理阶级队伍”
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资料显示，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一个县平均约有一百人死于“清队”。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3）自杀
除了被残忍的杀害，文革初期有10万至20万人因为不堪迫害而自杀。如此大范围的自杀潮，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4）处死、枪杀或死于冤狱
此外，还有大批有胆有识的各界人士因言获罪、惨遭枪杀或死于冤狱。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蔡铁根，文革初抄家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他立即被揪出。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不准上诉。蔡铁根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不能出声，然后把他拉到刑场枪决。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8. “六四”惨案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权血腥镇压了长达50多天的学生民主运动，震惊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国仍是禁忌话题。有多少人死于“六四”屠杀，中共没有公布，各界说法不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解放军从城郊开进北京城。
晚上10时后，入城后的军队开始向民众开枪射击，起初，广场上的学生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后来才知道，军队动了真枪实弹。
学运组织者王军涛说：“在6月3号那天晚上，当时有人对老百姓使用了暴力，完了这人就跑掉了，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阴谋，是要调查的，结果，老百姓火了，还击过程中砖头全砸到部队当兵的身上了，于是在北京西郊那条路上，军队就开始开枪了。你知道部队只要一开枪，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杀过去，死伤无数。我一看马路边上躺了一个人，脑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么叫死不瞑目，眼睛看着天呢。”
学运组织者王有才说：“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当时北高联派学生、实际上是学生自发去的，去各个医院调查，当时的数字有两千多吧。当然我也没有能力证明这个，因为我后来也被关起来了。”
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死者清单从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获得确认。
评论作家曹长青曾撰文写：“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据美国之音2002年5月29日报道，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曾参与当年镇压的李晓明在纽约表示，他亲眼目睹了高级将领抗拒进入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命令，经历了士兵向着群众狂热扫射，以及有部队将士兵擦枪走火误杀自己人、向上谎报为被“暴徒”杀害。
9. 屠杀西藏人
1）50～90年代镇压屠杀藏人
1958年10月7日，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谈到：“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职业者45万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庙有3千多座，寺院并拥有庞大的土地、粮食、山林、牧场、现金与金银质法器、珠宝”1958年展开大跃进后，中共认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过“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财富，来解决资金缺口。1958年，超过一万五千户藏族人跑到拉萨及其周围寻求庇护。解放军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达赖喇嘛的大哥图登吉美诺布推翻达赖，加入他们。
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华民国称为三月起义），随后拉萨发生武装冲突，叶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并公布战果一举击杀八万七千余西藏人，解放军接着攻击拉萨大昭寺，击毁神像，由浮图中取出经典、圣物，浇上粪便秽物后丢入田野中。中国共产党称其为“平息反革命叛乱”。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拉萨事件在整个西藏进行“总决战”。解放军展开了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战”（包含12场主要战役，如早期的拉萨战役、山南战役），动员超过23万5千人的地面部队（不含后勤与武装民兵），与三个空军师加二个空军独立团。毛泽东并指示解放军在西藏当地练兵，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总参、总政、总后与各级军事学校都派员当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促使解放军建立了完整的后勤网、跨区指挥系统。由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缺乏空军立体作战的实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进行空军演练，以杜-2、杜-4、伊尔-28轰炸机来创造大规模的杀伤力。达赖喇嘛与其125名精锐护卫在离开罗布林卡后，最初并没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县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镇压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后大约有8万藏民逃至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谈判破裂后，3月19日，解放军开始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实施轰炸[来源请求]、炮击，共持续四天。中共发表达赖喇嘛的信件声明：“达赖与此次的暴动无关，达赖是遭暴徒劫持到印度”。4月18日，达赖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未遵守十七点协议，不断干涉西藏政局，并将大批僧侣送往中国筑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于自愿。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履行西藏地方政府职责。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国人大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周恩来表示“西藏反抗的行为是自取灭亡的，创造了推动民主改革的有利条件”。6月，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双减”，扩大军事控制与清算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搜查每一户“反动分子”，并将他们的财产充公，一部分遭到公开枪决，喇嘛则送到有中国古拉格之称的劳改集中营。据班禅喇嘛宣称，中共在进入西藏后于迪康寺等寺庙对每位僧人都“配个女人”，强迫僧侣与民女、比丘尼性交来“破除迷信还俗”，有些官员更认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使广大僧尼获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权，自愿回家还俗”。
班禅喇嘛在青海视查后，宣称他发现西藏人民“穷到连碗都没有”，他也认为毛泽东式的批斗太过残酷，被批斗的西藏人民并没有犯下太严重的过错，却被捏造了许多毫无根据的罪行，一开始大吼狂踢、拔发拧肉，接着以金属、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当场七孔流血、四肢残废，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杀。
1962年，班禅向中央提出“七万言书”：“关于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绩、缺点、分析改进意见书”其意见书得到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认同，但中共却以此为批斗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上表示：“班禅有计划的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开展对西藏的整肃斗争，指责班禅喇嘛是“从事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谢富治：“班禅代表西藏已经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组织反革命集团…”。红卫兵也把前“农奴”带到批斗大会现场，“揭发了”班禅农奴主“剥削人民的血泪劣迹”，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不是夸大就是捏造，这些罪名在1988年获得平反。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施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错误强迫藏族放弃传统畜牧业与青稞作物，改种不适合西藏高原种植的小麦，导致饥荒，大批西藏人民沦落四川乞讨。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后，所有生产成果归为共产党干部管制，导致西藏人民过着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体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则呼吁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意识型态斗争，抓紧马克思主义打破宗教。枷锁茨仁夏加认为中共一时间不明白为什么汉人没有因为大跃进哀鸿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数民族为何会发生大规模暴动，又认为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也发生暴动，中共为此封锁边界）、西藏人也无法理解为何汉人在面临饥荒与迫害时不进行反抗（据《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记述，民间的零星反抗很广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众的反抗与中国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西藏史学者次仁夏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均富理想是一场骗局，因为共党所承诺经济社会上的正义平等，早期确实吸引许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终中共剥夺了个人的土地与牲畜财产，实行公有化，同时摧毁旧有的经济制度与私人财产、粮食生产，全权由共党接管，导致周期性饥荒，连最穷的农奴都了解这是一场骗局。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倾共立场明确的班禅遭红卫兵抄家毒打，监禁在秦城监狱（1968年至1977年，毛泽东去世后获释）。1966年、1967年，由汉人主导的西藏文革两大造反派成立[101]，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开始对西藏进行阶级清算与屠杀。1967年4月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已超过两万人，开始在市区进行巷战，解放军西藏军区张国华将军不敌攻势，紧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卫” ，西藏两大造反派展开真枪实弹的武斗。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肃西藏到达巅峰，当年超过五万民喇嘛被送入营改集中营。1978年，班禅“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党、反人民、阴谋叛国的罪行”其重要亲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禅经师，死于1974年）、顿吉·索朗多吉（死于1977年）、詹东·计晋美（死于1978年）未能熬过文革，进一步削弱日后中国对西藏的影响力。曾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邦达多吉也因“组织叛乱”、“反对改革”等“罪行”于1974年遭斗死。亦有文字记载文革期间有大量无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统性屠杀，导致人口锐减。
有学者指出在中共统治西藏的前20年间，西藏有六千座传统寺院遭摧毁；中国学者李江琳认为当时藏族的人口减少近乎“种族灭绝”。亦有学者认为”种族屠杀”的指责是夸大的说法（见“统计与相关争议”）。
中共官方曾总结西藏“四大资源优势”：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国最大林区之一、世界屋脊旅游胜地，矿藏非常丰富。学者郑重言认为藏人并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贡觉县为例，每人每年粮食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间对西藏提供财政补贴，在西藏兴建大量被视为不切实际的设施和工厂等投资，当中包括浪费1500万元的玻璃厂和化肥厂、挖不出煤的向阳煤矿，“盲目上马又下马”且浪费2000多万元的墨脱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间与1965年相比，西藏的粮食产量由29万吨增加到47万吨，牲畜头数也从1701万增加到2180万，修建的公路﹑机场﹑输油管被指为西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时，发现藏农牧的生活水平较之土地改革前并无显著改善，愤怒地质问前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中央给西藏的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啦？”。
1983年西藏发生示威游行与骚乱，据西方学者记载，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数人于8-11月间遭处死。
1985年9月1日，中共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复西藏部分寺院的佛教活动。8月9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中共将装饰数以千计的僧寺和寺庙用的无价宗教雕像、塑像、圣经掠夺一空，送往内地。按记录我们有五千七百个僧院和五百座寺庙遭摧毁，其中损失最大且无法弥补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经被中共摧毁殆尽”。而班禅在《七万言书》里写道在西藏有各类寺庙二千五百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七十余座。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1958年则谈到西藏三区有3929座藏传佛教寺院，中国有约五千多座藏传佛教大小寺院。
1987-1989年西藏地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指挥部队展开“大屠杀”与种种非人道的打压。
1995年5月，被达赖喇嘛指认为第十一世班禅的更登确吉尼玛据传遭中共软禁，至今下落不明。
2）镇压藏人数据
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所澳洲籍华裔人口学家严浩在《中国的藏族人口：迷思与事实的再检验》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统计落差来估计西藏“失踪”人口数应该在768,000到152,000之间（包括7万流亡人口）。
贾斯柏·贝克在《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的研究中显示“大跃进”期间青海省死亡人数约90万，四川省可能达900万，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族群。
1962年，班禅喇嘛（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在一份给周恩来的报告里宣称：“今日图伯特人口明显而大幅地减少了，许多人死于战争、监禁、饥馑”。1987年，班禅仁波切在一次演讲中估计青海监狱之中藏族死亡人数约占该地博巴人口总数百分之五（2万至2万8千），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完全无辜的。
西藏流亡政府宣称，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并形容西藏难民逃离故乡的流亡过程相当危险，许多西藏人民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严冬越过喜玛拉雅山经历几个月的跋涉，部分逃亡团体抵达目的地时剩不到10%，有些人因冻伤截去四肢，有些遭受枪杀，有些妇女被中国士兵强奸后才获得放行。
中共的无神论政策，使西藏境内庙宇遭摧毁仅余八座，北京事后却在残存遗址设下“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立牌，其行为“可笑”。
3）2008年3月血腥镇压拉萨3•14
1、中共当局今天首度承认，曾对抗议的西藏人开枪，在16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射伤四名藏人，但藏人团体表示，中共部队在阿坝藏人区的抗议事件中至少杀害八名藏人。就在之前，中共当局还宣称，中共军警镇压藏人抗议过程中未发一弹。但当大量中共军警特务血腥镇压藏人的影像，陆续突破北京当局的严密封锁线，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证据，戳破了中共再次欺骗世人的谎言。这些照片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六四民主运动中的类似惨烈场面。
（1）中共大举增兵西藏
根据目击者、藏人团体和媒体的报导，西藏首府拉萨可见长列中共军队，军队也大举进驻西藏邻近各省。
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布鲁莫在拉萨表示：“我们看到大批军车载运部队。”：“有一支车队长达两公里，大约有两百辆卡车，每辆卡车上有三十名军人，因此一支车队就有约六千名军人。”布鲁莫是最后一批被逐出拉萨的外籍记者之一。
另有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报导，见到四百余辆军车通过山区关隘前往西藏，“过去两天我见到越来越多部队开往西藏边界，但这是至今最大规模的调动。”
由于中共限制外籍记者在当地采访，这名记者未说明他所在地点。
四川省的一位外国记者也告诉法新社，与西藏毗邻的四川因有数处藏人聚居区，也有中共大军调动。
（2）尸体横陈 包括喇嘛
藏人抗暴示威16日扩散到四川、青海与甘肃。藏人透过电子邮件传送出来的照片显示，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多具尸体横陈在当地的格德寺外，死者包括身着藏红色袈裟的喇嘛，令人回想起去年缅甸军政府残杀佛教僧侣的惨况。
（3）无辜死者 多处枪伤
陆续曝光的照片显示，格德寺外地上排满尸体，其中一些死者身上弹孔清楚可见，部分罹难者的子弹伤痕不止一处，一名男性心脏部位出现枪伤，还有一名男性颈部中弹身亡。另一名男性的尸体赤裸躺在塑胶布上，上头浸满血迹，他身上还有遭殴打的瘀青伤痕。
从受害人五官特征：塌鼻、厚唇、宽脸，可得知他们不是汉人，其中一名死亡的藏人已被证实是二十多岁的喇嘛洛桑塔席，另两名身分确认的罹难藏人名为次仁及诺布。
解救西藏组织发言人惠提凯斯说，这些照片提供惊人证据，证明中共军队残酷的强力镇压藏人抗议。
据悉，在现在的西藏流亡政所在地——达兰萨拉，无论是藏人游行队伍高举的图片，或是大街小巷和所有路口墙壁和电线杆上，都挂满或贴满最近在大陆藏区遭到杀害的死者图片，男女老幼都有，各个血淋淋，有些伤口清楚显示是遭到枪弹射杀，有些长形伤口则似乎是遭刺刀劈刺所致。图片说明表示，所有图片都是摄影者从西藏内地冒险流传出来。
（4）暴力图片被质疑
中共对西藏的血腥镇压，如同六四镇压的再现,即使是撒谎也如出一辙。中共当局把海外的媒体记者都驱赶出去，只有自己的独家报导，自导自演的陆续公布所谓拍摄到的藏人攻击汉人，和暴力的图片。通过每天大量宣传藏人如何“暴力”“暴乱”“暴动”来主导舆论。
然而西藏流亡政府则引述可靠情报表示，中共当局豢养许多藏族败类和奸细，蓄意在流亡藏人之间以及藏人与外界友人之间制造是非和混淆黑白，极力造成流亡藏人和组织都是恐怖份子的形象，贴上标签，然后藉口加以镇压和消灭反抗力量。
声明说，对中国大陆西藏境内和世界各地，相继发生藏人反对中共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情势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担心可能在藏人之间和藏人与当地社区之间造成紧张或误会，因此坚决要求海外藏人与中国大陆内地的藏人团结一致，遵守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表达对中共统治的不满。
（5）据西藏流亡政府证实，十几天的时间，至3月19日为止，在中国大陆西藏首府拉萨和邻近各省地区相继发生藏人大规模的和平抗争活动，已经至少有八十人遭到中共军警部 队枪杀丧生，四百多人受伤，超过一千人被捕。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无情的杀戮，释放狱中所有藏人，并同意国际医疗团进入西藏治疗伤者。
2、藏人现场日记：文/丹增扎瓦（拉萨）
3月10日，哲蚌寺被封锁。之后几天，陆续有僧人在色拉寺、大昭寺、小昭寺以及拉萨周围很多大小寺院，展开了规模不等的和平抗议活动。直到3月14日上午，小昭寺周围被军警围得水泄不通，政府官员及警察的汽车停在小昭寺门口，僧人们被关在寺院内，群众与警察的对峙最终在当天中午演变为肢体冲突。
当天中午1点左右，数辆军用卡车从西藏军区方向驶向小昭寺，拉萨老城区多数道路被警察交通管制。大约一小时后，许多街道黑烟滚滚，一些头破血流的汉人急忙从示威地点逃出。浓浓的黑烟出现在拉萨老城区、团结新村、嘎玛贡桑、纳金路等很多地区的上空。一名藏人抱着一具被枪杀者的尸体跑回了老城区，尸体上挂有许多哈达。
许多人在汽车上悬挂哈达以避免“暴徒”的焚毁，其中包括来藏淘金的汉人老板。一些“暴徒”在老城区附近的街道上殴打汉人，而一些示威者在制止殴打。一些“暴徒”似乎为表明藏人身份而穿着不太合体的藏装。需要说明的是，一名“暴徒”的身影出现在几天后的电视上时，很多当地人私下里指出他曾是某公安单位的警察。当一些受伤的汉人逃离老城区时，另一些包工队模样的汉人则兴高采烈地提着麻袋，在被砸商店周围捡拾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周围的“暴徒”们并不理会这些汉人“拾荒者”。一些“暴徒”在“打、砸、抢、烧”时似乎有意避开派出所、新闻单位等要害部门，只是象征性地在一些重要单位附近草草了事之后，就号召人群奔向下一个目标。一些“暴徒”在行凶结束后走进了公安派出所、安全部门等单位，有很多目击者证实了这一点。这令人不免回想起89年当局派出的“打、砸、抢、烧”的“造势部队”，除了一些地段已经因当局开枪造成示威者及无辜群众伤亡外，多数地段至少有3个小时“无人问津”。
3月14日4点左右，滚滚浓烟飘扬在拉萨上空，很多人在试图远离事发地段，一些人听说挂上哈达可以避免袭击，就急忙给商铺及汽车挂上了哈达。许多人抱怨乘汉人司机的出租车“逃命”时，遭到比平时多数倍甚至十倍的要价。而一些汉人出租车经营者将哈达挂在车头上后，还在马不停蹄地奔向老城区周围进行“火线拉客”，让人佩服这些汉人亡命挣钱的劲头。
大规模的军队大约是在当日下午进城的。5点左右，拉萨上空哪里有浓烟，哪里就能听得到枪声，枪声像沸腾的油锅而无法统计次数。当日晚上的戒严范围几乎包括了全城，其中有身着武警制服的，也有身着陆军迷彩服的，军队车辆上的部队番号几乎都被纸张遮盖着。
当地官方媒体报道的汉人伤亡情况与实际大致相同，多数死亡汉人系被焚烧商铺的烟火窒息而亡。其中属拉萨东路以纯服装店及达孜县的一家摩托店最为严重，两家被焚烧店铺分别造成了5人死亡，被捕的纵火者包括三名西藏农村的进城打工少女，据说三人此前在附近某汉人服装店当店员。但当地官方媒体没有披露示威者被枪杀的报道，据一些已逃离现场的目击者反映，老城区的鲁固地区（至少有7人被枪杀）、小昭寺、帕廓街等地有示威者和行人中枪倒地。其中鲁固地区的两名藏人因从家中窗户向外张望而遭射杀。一名中年男性藏人在鲁固一带遭胯部中弹，后被人拖到附近的居民院内，数小时后因流血过多而死。雪一村的小学附近，一名前来接孩子的藏人男子中弹身亡。另有一名手提保温饭桶的藏人女孩也被击中头部而死。中枪身亡者几乎都是藏人，男女老幼皆有。另有一名家住原拉萨食品厂的年轻男性藏人中枪后，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当悲痛万分的家人将尸体抬回家中，又被随后而来的士兵强行没收尸体，以至办理丧事时亲友们根本没见到尸体。还有一个人中枪死在医院，但当局禁止家人将尸体运回家中，无奈之下，家人采取用点燃病房氧气作为胁迫手段，才得以将尸体运回家中，但紧接着大批士兵赶到家中，将死者家属拘捕，尸体也被没收。
据一名汉人三轮车夫讲：“我从来没像那天一样害怕过。我蹬着车来到青年路时，听到哒哒哒一片枪声，我车跟前就有五六个藏族倒下了，吓得我赶紧跳车，趴在地上。”14日这天，除伤亡藏人外，很多汉人也因不同原因而有伤亡，据最后的媒体报道，其中汉人死亡者为18人。而当局从事发到截至今日，并没有对拉萨的汉人发布任何安全警告，有一些汉人驾车离开拉萨，因在青藏公路遭到军警阻拦而不得不返回。
据观察和了解，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多数为城市贫民及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周边农牧民、无业游民、刑事惯犯及和平示威的同情者，其中不排除当局“造势部队”人员的可能。
大规模的装甲车入城之后，老城区所有的通道都被持枪士兵封锁，所有老城区的居民都被禁止出入，据说已有上千人在最近的逐户围捕中遭拘捕。因手铐有限，很多被捕者遭到了被铁丝捆绑的“待遇”，一些地段即便持有身份证也无法通行。搜捕行动期间，士兵们采取了特别残忍的镇压手段。几位目击者称一名约17岁的藏人被抓后，数名士兵数次将其扔到半空又任其摔在地上，活像打夯的动作致使这个年轻藏人惨叫一阵后便没再动弹，估计已死。有配合军队执行逮捕的藏人干部也遭到士兵的殴打。在盘查一名农村藏人时，士兵发现他不懂汉语就用汉话辱骂他，与士兵一同执勤的藏人干部试图劝阻，结果被其中一名士兵用橡胶棒击打面部，导致他口腔内数颗牙齿当即脱落。
“暴徒”殴打汉人事件基本结束后，在各处零散的汉人聚居点，陆续多次发生少数藏人被汉人殴打的事件。本来很多藏人因大量汉人进藏而对汉人普遍反感，但这次许多汉人对藏人的仇视也到了极端的地步。一名年轻藏人在老城区东侧的一个汉人菜市场买菜时，因埋怨菜价过高而被市场内数十名汉人围攻殴打，但在附近执勤的士兵除了立即关闭菜市场的铁门外，对行凶的汉人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目前该藏人已失踪。
很多藏人家属在得知家人被殴打、死亡、被捕或失踪后不敢声张，因为当局处理类似事件的第一步骤，就是禁止家人向外界宣扬失踪家人的任何信息。
戒严数日后，一辆军车在拉萨东郊爆炸，导致士兵1死5伤，该路段立即进入进一步的戒严状态。后查出属士兵因武器操作不当而引起的自伤事件，估计是此次拉萨事件中，当局遇到的第一次非战斗性减员事件和唯一的士兵死亡事件。
3月22日，一些经过逐户搜查的居民区开始允许持有身份证和工作证的居民通行，但很多地段须全身搜查，包括小学生的书包，年轻女性也须经过男性士兵的全身搜查。很多没带或者没有身份证的行人遭到拘捕，其中包括汉人及穆斯林。很多居住在拉萨老城区的居民表示近期晚上因恐惧而无法入睡，原因是许多居民大院内每天晚上需应付1-3次军队、警察的联合搜查，即使已被重复搜查，但还是会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而彻夜难眠，一些居民家中因被搜查出达赖喇嘛的照片而遭拘捕和殴打。刚到西藏的四川兵由于人生地不熟，导致盘问和抓捕困难重重，因此从拉萨很多单位中抽调大量藏人去给搜捕部队充当翻译，如果拒绝，将遭到撤职或开除的处分。
在（未经宣布和承认的）戒严数日后，电视上公布了通过视频截图制作的通缉令，大有“宁枉勿纵”之势的通缉令中，部分画面不太清楚，甚至其中还有蒙面“歹徒”（该“歹徒”的确已被抓到）。
“暴动”后的第二天，一个自来水被投毒的谣传不胫而走，人们纷纷抢购矿泉水，一些地段平日20-30元一件的矿泉水，价格飚升到90元；白菜的价格也升至20元左右。这种状况约持续了3天才基本恢复。
军队的戒严似乎给汉人们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安全感。3月17日，大量汉人如过年般地涌入拉萨青年路、北京路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满目疮痍的街道，一些人还在被焚毁的商店前拍照留念。但是藏人们心怀恐惧，帕廓街已几乎无人转经，布达拉宫周围的转经道上，也只有数名藏人老者向者布宫磕头。
外国记者团抵达拉萨的第一天，很多国营单位命令一些党员干部改换藏装，并要求那些党员干部带着小孩前往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地进行朝佛活动，要求在看到外国人时必须要假装对着寺院磕头。城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组织了一批藏人共产党员冒充信徒去大昭寺朝佛，当特意穿上藏人服装的共产党员们一进去，就被僧人们驱逐出了寺院。在外国记者团去大昭寺参观时，僧人们蜂拥而上向外国记者团哭诉最近的遭遇以及西藏的真相，一位准备阻止僧人与记者谈话的城关区某官员遭到僧人的一记耳光，很快当局官员就强令记者团离开了大昭寺。据说有三十余名僧人已因以上行为而被捕。
10. 计划生育杀人
1）生存与繁衍是每个人活在这世上的两大基本权利，剥夺一个人的生育权，不啻于是对其最大的伤害与羞辱，其人生已变的残缺。而当一个民族的繁衍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民族离灭亡还远吗?从古至今，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民族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对任何一个家族来说，香火的承传更是头等大事;亡国灭族或断子绝孙是对一个民族或家庭的最大诅咒。所以在正常的国度里，用暴力来控制一个民族的繁衍或剥夺一个家族的香火承传，无疑是一种最疯狂的举动，也会毫不犹豫的遭到反击与抗争。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大陆，无数中国人却在中共的暴政与洗脑之下，主动认同其计划生育的邪说，为中共的暴政推波助澜。
2）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个组织会系统的来破坏社会的人口结构，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会处心积虑的用暴力来控制民众的生育，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疯狂的屠杀胎儿，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以控制生育来谋利，从来也没有哪个政府会以屠杀胎儿为国策，从来都没有哪个政党能培养出那么多毫无人性的计生干部、医生。不光是政府，就是历史上无数的侵略者、殖民者也没干过如此邪恶的勾当，对母亲腹中的胎儿大肆挥舞屠刀。然而这些罪恶在大陆却早已司空见惯的存在了三十年之久，上亿多的胎儿死于非命，一个个幼小的亡灵凄惨无边，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杀戮!
3）用杀人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共的一贯传统，它的计划生育本质上就是计划屠杀，是一场旷古未有过的针对胎儿的惊天大屠杀，也是针对广大妇女同胞的大摧残。其最邪恶的地方是在于计划，且是长期计划，而非偶发屠杀、一时屠杀，屠杀的背后是绝对理性的、阴森的谋化，把无数幼小的生命推向无边的黑暗。从其实施上来说，是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挖根式杀戮;从道义上看，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行为;从事实上看，则是延续了三十年未停的人口战争，而且针对的是胎儿或幼婴，其凶残非正常人类之所为。这种人为的对人口结构的扭曲，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也相应的带来了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人心、价值观等许多方面的变异与扭曲，把中华民族带入一个悲惨的境地，现在中国人就将承受这场邪恶政策带来的众多恶果。
4）对于计划生育，中共很大的一个藉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少，不是其绝对数量，而是其人口密度的高低。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中共认为中国人多了，所以富不起来，这个逻辑完全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谬的。中国人口虽然可能是“世界第一”，但人口密度并非世界第一，据维基百科，中国的人口密度世界排名55位，即使加上中共宣扬的因为计划生育少生的4亿人，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名也就上升到47位，而在47位之前，有很多都是发达国家。
就亚洲来说，没有计划生育的地方，如澳门、香港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中国大陆，人满为患。而韩国（排名13）、日本（排名27）、新加坡（排名2）、印度（排名23）等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换句话说，他们都比中国人多，虽然没搞计划生育，发展的不也照样不错吗?而就大陆来说，人口最稠密的东部省份却是发展最好的地区。西部虽然人口相对较少，有很多资源，恰恰是贫困落后。还有社会本身的发展，就具备对人口的调节功能，根本就无须政府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人不是动物，只会消耗物质，人是能创造财富的，人力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资源。一个正常的人，总其一生，创造的财富远比其消耗的财富大的多。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歪理，恰恰是把中国人当作只会消耗财富的动物来看待的。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应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的开发。中国人常说，有人才有生意、有财富，没有了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即使给你一个星球，你也不会有多少财富。中共自己暴政祸国，却总是拿人口当挡箭牌，实是对所有中国人的侮辱与愚弄。
5）从天道的角度来看，人间的总体状况是上天的意志。如在基督教看来，一只小鸟天主都会养活它，何况于人?在一些人的眼里，胎儿是不算人的，中共更是把其演绎到骇人听闻的极致，用暴力杀戮使那些本该来在这世上的无辜弱小生命，使他们横遭惨死、未出世即成冤魂。
从传统伦理来看，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而这些人伦常识到了中共文妖的狗嘴里都成了“封建思想”，大加批判、极尽诬蔑之能事。同时把中共几十年暴政造成的贫穷、愚昧与落后纷纷扣到了人口问题上，为它们大规模的迫害中国人找到了又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这条理由让很多中国人无可质疑、被迫就范;“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人口众多似乎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于是三十多年来，在神州大地上，一场反人类的血腥屠杀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
6）中共反覆的告诉中国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言下之意就是：它们已铁心要消灭那些“多余”的胎儿，不容任何质疑。在城市地区，由于中共的洗脑比较彻底，加上其控制系统的严密，计划生育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便推广下来。而在广大的农村集镇，传统观念的强大与农村现实的需要，使得中共的计划生育遭到了激烈的抵抗。但中共的暴政系统也在此展示了其强大的作恶能力，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对中国人实施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灭绝人口战争，至今还在延续。
虽然更多的残酷事实都被邪党掩盖，但只要我们看一下各地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就不难看出其反人类的特征：“超生就扎”，“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见证怀孕、持证生育”，“能引就引出来，能流就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这哪里还是一个政府的政策宣传，分明就是一群魔鬼的杀人宣言，张牙舞爪、歇斯底里。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什么消灭害虫的广告呢，中国人在它们的眼里，还是人吗?
山东有个冠县还匪夷所思的推出了一个“百日孩”运动，一百天内无，无论是否合乎计生要求，一律强制流产，甚至见孕妇就踹肚子。其口号是：“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等等诸如此类。我不知道人类还有什么语言来形容其邪恶，这大概只有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才能能打出这些灭绝人性的标语。
7）这个号称要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土地，不知有多少这样幼小的生命被残杀。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显示，1980年到2009年，共有妇女上环2.86亿次，妇女输卵管结扎手术近0.99亿次，人工引流产2.75亿例，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这个数字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人工流产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其中恐怕大多数都是因为计划生育而被迫引流产的，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群体灭绝吗？
冰冷的数字，在中共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中，被人们淡忘。
11. 迫害法轮功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自此开始了近19年史无前例的人权迫害。江泽民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7年2月17日，经明慧网民间途径证实的，已知有4,075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数量更为巨大。另有数百万人被抓捕，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判刑。由于中共拚命掩盖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实仍未曝光，实际死亡人数，难以确定。
虐杀发生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泽民的“打死算自杀”、“杀无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对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刑，包括毒打、电刑、火刑、注射有毒药物、开水烫、烙铁烙、逼坐“老虎凳”、铁椅子、强奸、轮奸、电棍插阴道、吊刑、铐刑、枪击、强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死亡、致伤、致残。许多惨烈的案例内幕辗转传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团的罪恶。
2000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了中国大陆32岁的计算机工程师、法轮功修炼者苏刚的受害案例。2000年4月25日，苏刚去北京上访再次被抓；5月23日，其工作单位授权警察把他拖入精神病院。苏刚的父亲苏德安说，医生一天给苏刚注射两次不明药物，一个星期后，苏刚已不能正常吃饭或移动肢体。6月10日，原本健康的苏刚即死于心脏衰竭。苏刚叔父苏莲禧因将“苏刚之死”的真相公诸于世，不久被当局送入劳教所劳教三年。
陈湘睿（男，29岁），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2003年3月11日晚，时任衡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队长雷振中带领警察将陈湘睿绑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对其大打出手，电棒、铁锤、橡胶棍一齐上阵，当场把他打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五脏六腑全部打坏，腹腔内抽出2,500毫升血，脑中枢神经致命损坏。陈湘睿于次日早上离世。
2006年3月，原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员工安妮，作为第一名证人，向海外媒体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随后，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联邦议员大卫‧乔高受邀对此进行独立调查。两人在2006年7月发布了一份含有53项证据的调查报告，确认了活摘指控，称此罪行乃“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十年的细致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录音和资料证据，证实：江氏犯罪集团与军队、政界、司法界、医学界、贸易界、黑社会联手，形成了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出售器官、活体实验、贩卖尸体牟取暴利。中共军队、武警医疗系统大规模涉入，达到了随意攫取、杀人如麻的地步。据分析估计，被活摘器官杀害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巨大。由于中共焚尸灭迹，受害者无一生还，更多的真相和数据还无法获悉。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自己的国民挥舞屠刀，而且杀人手段极其残忍，罄竹难书。成立以来，中共不断炮制谎言，欺骗国内外民众、企图逃脱罪责。浸著鲜血的历史，无比沉重，是文明的耻辱。还原真相，清算罪恶，给明天希望。
2: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1.苏联杀人历史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1918年，随着立宪会议被列宁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来反抗，成为第一个在暴力机器前流血的阶层。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但罢工很快被苏共用武力残暴镇压。全俄铁总和其它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从此俄国工会逐渐被苏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国很多城市也多次发生工人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士兵相同的粮食定量，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结果，所有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残酷方式镇压下去。
1918年夏天，俄国因内战而断粮。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因为那里是俄国的传统粮仓。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农民。斯大林给列宁的电报中说：“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被押运至莫斯科。
苏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农民反抗。1918年8月，奔萨地区的农民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苏共派出军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列宁当时给奔萨地区发送的电报如下：“1. 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4. 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
坦波夫省十月政变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很多“征粮队”进入坦波夫省。为了抵抗强行征粮，5万多农民组成了自卫军，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
为镇压坦波夫农民的反抗，1921年6月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图哈切夫斯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区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在镇压坦波夫州农民起义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杀死。
苏俄血腥杀戮的预演为之后中共迫害中国工人、农民做了充分的铺垫。
2）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1918年9月5日，列宁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这是为了关押、折磨和屠杀反对十月政变、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此后，苏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即是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斯大林时代，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断加剧，“古拉格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批大批的劳改者死于非命。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很多世人都以为集中营是德国纳粹的产物，其实苏俄的劳改营不只是其它共产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当年也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保守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统被关闭。2013年，俄罗斯官方媒体网站显示，有超过1500万人因获刑被关进古拉格改造营；在那里，共有超过150万人于释放前死亡。
（2）制造饥荒杀人
饥荒也被共产政权用来杀人。1932至1933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灭绝。事件背景是，苏共在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遇到了当地农民的抵抗。于是，苏共把大部分擅长耕作的农民划为“富农”，并将他们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32年的粮食产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被苏联政府中断。乌克兰周边圈起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无法逃离。起初，乌克兰人依靠家中贮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饥。可是，苏俄政府动用了征粮队，把各家各户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抢走。很快，大批农民陆续饿死，许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还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食用。农民被禁止进入城市搜寻或购买食物，很多人饿死在铁轨上和铁路旁。
大饥荒过后，乌克兰有上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去各个城市乞讨谋生。斯大林政府认为，庞大的儿童乞丐损害了苏联的光辉形象，于是签署命令，对12岁以上的儿童“予以枪决”。据不同的统计数字，有250万至480万人死于大饥荒。在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克夫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
（3）大清洗杀自己人
共产邪灵毁灭全人类的目的中也包括毁灭它们自己人。所以共产党对自己人从未有过半点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时代，恐怖杀戮行动愈演愈烈。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导演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其中所谓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杀戮共党自己人的运动。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大清洗运动中，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贝利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这次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而且，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那么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总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的。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
2.柬埔寨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大屠杀，或称红色高棉种族灭绝、柬埔寨种族灭绝，指的是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共产主义政权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对柬埔寨进行种族灭绝的事件，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红色高棉计划创建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当局将城市人口全部迁移到乡下。由于酷刑、大量处决、强制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了将近当时25%人口（约200万人）的死亡。这一大屠杀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结束，全国境内发现了超过两百个万人坑，这些地方后来被人称为“杀戮战场”。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宣称要“洗净平民”，因而开始了这场杀戮。2001年1月2日，柬埔寨政府通过立法，对有限数量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审判开始于2009年2月17日。2014年8月7日，柬埔寨共产党原副书记农谢和国家主席团原主席乔森潘因为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1）强制迁移
早在1973年，波尔布特与农谢等就决定在解放金边后把全城300万人口疏散到农村，以解决粮食问题，并观察美国或越南是否会插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藉口美軍即將空襲金邊，将首都居民疏散至鄉下，並以三日後將可以返回為由，要求居民不必帶任何財產。所有居民被迫紧急撤离，部分不愿意的人被军队槍殺，一些没有能力离开的人如残疾人士被遗弃。三天时间内金边人口由原有300万人，变成几万人，撤离过程中造成大量無辜百姓伤亡。
2）政治清算
红色高棉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前龍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龍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处决方式一般是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用棍棒、斧頭、鋤頭、榔頭、十字镐、圓鍬、鐮刀、弯刀等各種農具打死或是直接枪决。
3）强制劳动
幸存的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4）内部清洗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开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高棉身越南心）、蘇聯克格勃（KGB）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胡荣、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
1976年9月20日首先开始对东北大区的清洗。东北大区书记奈沙朗（Nay Saran，别名Yan）、盖敏（Kev Meas）、盖莫尼（Kev Mony）相继被捕。这些人都是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
1976年底到1977年初，农业部长农笋（Noun Suon）、商业部长贵敦（Koy Thun）、建筑部长Thuch Pourn等先后被捕。1977年3月，福财（Phoukh Cai）被捕。1977年4月文化与新闻部长符宁被捕。
由於1977年底在柬越边界冲突中失败，1978年1月底到2月间，由宋成负责对东部大区展开行清洗，400名干部被捕。1978年5月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清洗东部大区，东部大区书记索平开枪自杀，数千东部大区的部队逃入森林，越界逃入越南。1978年7月就处决了万余人。而在金边郊外建立的S-21集中营，主要用来进行内部清洗。
1978年秋，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温威被清洗处决。
5）S-21集中营
当上百万柬埔寨人在集体农庄裡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里面临更为直接的恐怖。所有这些审查中心中，最著名的是S-21集中营，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S-21集中营全称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该集中营的犯人从柬埔寨全国选送而来，前期的犯人主要是朗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军人以及学者、医生、教师、僧侣等，后期的犯人主要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士兵甚至一些高级官员，如外务部副部长沃维、新闻部长符宁等，囚禁者中仅有7人幸免于难。
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是无罪的。S-21的运作模式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用酷刑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黨員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美国中情局做间谍、当越南共產黨的走狗、暗中反对党中央，甚至是非礼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同党的名字，然后犯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被带往琼邑克灭绝中心用各種鋤頭、斧頭、鐮刀等各種農具或其他工具杀害。而被招认的同党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6）否认：否认柬埔寨种族灭绝
在波特布特于1998年4月15日死亡之前的几个月，他接受了Nate Thayer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示他有良知，并且否认对种族灭绝负责。波尔布特宣称他“来开展斗争，而不是杀人”。据亚历克斯·阿尔瓦雷斯（Alex Alvarez），波尔波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误解和被不公正地诽谤的人物”。
2013年，柬埔寨首相洪森通过立法，禁止否定红色高棉所犯的柬埔寨种族灭绝和其他战争罪行。尽管柬埔寨救国党副主席、反对派领导人金速卡表示反对，立法仍获通过。金速卡表示，吐斯廉屠杀博物馆的展品是虚构的，而且这些文物是在1979年入侵后被越南人伪造的。柬埔寨救国党声称金速卡的评论被断章取义了。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