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中共篡权后的卸磨杀驴
1）中共对地下党的处理-邪恶的16字方针
2）“投诚”的国民党
2. 文革中卸磨杀驴的典型案例
1）潘汉年案
2）胡风案
3）文革公安局长刘传新
4）所谓“开国元帅”的悲惨遭遇
5）文革知识分子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6）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的悲惨结局
3. “北京之春”-西单民主墙
4. 镇压法轮功后的卸磨杀驴
130多名公安局长落马
1）中共对地下党的处理-邪恶的16字方针
早期就有披露，从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
1949年5月，南京易手，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了上述16个字方针。有人曾经拿这16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16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这16个字，他们心中仍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
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中央回电又出台第二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经《红岩》一书作者多方明查暗访，证实了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一字不讹，而且不单只针对南京，而是全国性的。
那些为中共出生入死，经过长期埋伏，最后等待时机到来的地下党，等来的竟然是〝降级〞、〝控制〞、〝消化〞、〝淘汰〞，甚至失去了生命。没有死在敌人手上，欲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党给灭掉了。
关于毛泽东订出这第二个16字方针，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也曾撰文披露详情。
1949年以后，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16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
作者说，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像。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
1949年下半年，中共政权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
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同年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
邓在报告中强调，中共建政一是靠毛中央，二是靠军人，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
报告还严厉批评南京地下党的人员对军队不服气的情绪。并在这次整党中，以〝停止党籍〞的方式处分了100多个党员。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
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16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而这16字方针，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份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他们从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国一路走过来，满怀希望迎来的，却是被中共政权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但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伤痛和叹息。
2）“投诚”的国民党
根据百度提供的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向共产党“投诚”，其中将军大概有1,400名，包括驻守济南的吴化文、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等。
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则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诚”、“起义”的将领，中共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
事实上，在中共建政前后，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则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的厄运自此开始了。
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投诚”后解职或被俘后释放返乡者；二、退役返乡数年、从事其它职业者；三、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两类人数最多。
第二类如国民党上将宋鹤庚，1923年即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并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就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支，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在此期间，遇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王旭夫、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肖步鹏、第1兵团副司令刘进、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韩起功、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周址、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王育成、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尹作干、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李用章、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钟祖培、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曾宪成、第15军军长武庭麟、第20军副军长夏炯、第24军副军长向传义、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曹森、第27军军长刘孟廉、第28军军长刘秉哲、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张治公、第33军军长韩步洲、第34军军长高倬之、第44军军长陈春霖、第66军军长何绍南、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谢灵石、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唐宪尧、国防部中将高参莫致宽、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邓玉麟、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分军级将领外，师级、旅级等国民党军官遇害的也不少。因为名单甚长，无法一一列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起义”或“投诚”的将领，或许当他们命丧中共枪下之时，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抉择是怎样的愚蠢吧。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曾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终于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分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包括国民党将领在内的2.2万人。然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但我相信，那诸多的冤魂终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2. 文革中卸磨杀驴的典型案例
1）潘汉年案
抗战期间，潘汉年奉毛泽东指令，与日伪特务机构联系、合作（对外美其名曰统战工作），冒死在日伪特务窝里进行活动，为中共联日反蒋、卖国夺权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这位中共隐蔽战线的“功臣”，1954年却被毛泽东定罪为“国民党特务”。因为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如果潘汉年不承担责任，毛泽东就要承担罪责。毛泽东为了掩盖卖国夺权的汉奸行径，保全“伟大、光荣、正确”的“高大”形象，他用潘汉年做了替罪羊，直至灭口。
2）胡风案
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
1949年，中共篡权后，胡风起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周扬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因此胡风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胡周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同年5月16日，胡风被捕入狱。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5人计算，则共触及10,5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但是经过复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共33年。
3）文革公安局长刘传新
卸磨杀驴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后惯用的一种手法。因为中共在历史上每次政治运动中，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其中的参与者手中都沾满了民众的血债 为了平息民愤民怨，这些人往往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受惩罚 。
北京“文革”开始时，一些公安人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对被揪出的“老干部”大打出手。1977年，“文革”后，老干部平反了，又重新掌了权，他们要求政府处理文革期间虐待他们的人，于是政府从北京公检法抓了17个典型，都是些看守和审讯员；还查出文革中 “ 表现积极”的警察793人、17名军管干部，共810人，拖到云南野地里枪毙了。以解老干部的心头之恨,被枪毙者给予 “因公殉职”的待遇。当时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间追随中共，以执行公务的名义， 肆意迫害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手上沾满民众的鲜血，最后中共把他抛出， 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刘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畏罪自杀了。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5/16/n3589831.htm《漫画：文革中“因公殉职者”的忠告》
4）所谓“开国元帅”的悲惨遭遇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5）文革知识分子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旬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6）文革“造反派五大领袖”的悲惨结局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这五大人物的命运毫无例外，他们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被抛弃，当他们失去利用价值的时侯，必需随时为任何时期、任何人物、任何事件做出牺牲。这就是中共的体制，也是他们助纣为虐的报应。
（1）北大聂元梓
聂元梓，是一位出身河南滑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她从事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思想上极度左倾。文革开始时，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聂元梓主管的北大，武斗持续升级。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后来，聂元梓被定性为“五･一六骨干分子”，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聂元梓首次锒铛入狱。1983年，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聂元梓上诉被驳回，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出狱后，聂元梓孤苦无依，既无住处，又无任何生活来源，再加上长年被整，落下一身的病痛。而她的三个子女皆因受其牵连，自顾不暇。做生意又被骗钱。晚年她过着与保姆相依为命的生活。
（2）北师大谭厚兰
谭厚兰，1937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1965年作为调干生到北师政教系学习。她是文革期间率领红卫兵破坏砸烂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的主要人物。
1966年，谭厚兰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11月在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在曲阜的29天，谭厚兰组织造反派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铇平孔坟，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
1970年，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又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９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她在北京死亡，时年45岁，没有结婚。
（3）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抛头露面，拉起队伍，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当有人称赞他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做出的一些成绩时，他说干了点实事，远远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失。
（4）北航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1966年12月，江青授意韩爱晶派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翌年7月9日，韩爱晶强行针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德怀交待“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德怀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送往青海省塘格木农场服刑。出狱后去深圳经商。2003年韩爱晶内退，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5）清华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他的行为给毛泽东出台“我的一张大字报”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其次，他还要为“清华百日武斗”负主要责任。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3. “北京之春”-西单民主墙
中共总喜欢玩“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的伎俩，邓小平是这方面的高手，玩得炉火纯青。
当邓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立足未稳，需要利用民间力量打击政敌的时候，他就打扮成开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励西单民主墙的发展。一旦把华国锋赶下台，他立刻卸磨杀驴，对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众大开杀戒，关的关，判的判，将反对中共极权统治、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压制下去。
“西单民主墙”的兴起
毛泽东死后不久，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自由思想的短暂活跃期，史称“北京之春”。它发端于西单民主墙。
1978年至1979年，华国锋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不能接受的。他们利用民意，向汪东兴、华国锋等施加压力，为倒华夺权造舆论。另一方面，十年文革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民怨沸腾，中共为了度过执政危机，也需要在政治上给中国人松松绑，扩大一点自由度，以赚取民心。在这个背景下，西单民主墙应运而生。
它位于北京城西单东北角，是一道200米的灰色矮墙。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了四五运动的报导和诗选，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封。有人将该杂志一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此后，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几百米的灰墙全被贴满，层层覆盖，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多达四五千人。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边听边点头附和、议论、记笔记、照相。外国记者夹杂在人群中，忙着摄像、与中国人随意交谈。这里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间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西单民主墙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打造开明形象，利用民意倒华
一开始，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康克清等都对西单民主墙表示了支持。
邓小平趁着当时主管外事工作，有意为自己打造了一付“开明、民主”的形象。他针对华国锋，在讲话中总是反对权力过于集中，强调分散权力。1978年11月26日他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1）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2）
消息传到西单民主墙，大约七千人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举行庆祝集会。新华社将邓小平讲话的摘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刊上。据说，中共元老们还派出卫戌部队，日夜守护民主墙。一时间，出现了中共高层“倒华派”和民间自由民主派上下呼应的“蜜月期”，这在中共建政以来是少有的。
社会上有人开始称邓小平“邓大人”、“邓青天”；他作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以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来了。
昙花一现的“北京之春”
西单民主墙很快就越过了就事论事批评华国锋的范围，向反思中共历史、现状和意识形态的纵深发展，开始有了真正独立思考的声音，而不是被官方操纵和煽动的政治派系的论战。内容涉及：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保护人权，反对独裁腐败，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在靠近毛泽东纪念堂的栅栏上，还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文革的大标语。
1978年12月5日，出现了一张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小字报，署名“金生”，作者是北京电工魏京生。文章大胆指出，毛泽东三十年来实行的是独裁统治，人民仍然没有民主、自由。“中共在全世界建立了最美好的制度”是谎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判断是错误的。文章引起强烈关注和共鸣。
民主墙催生了民间刊物的诞生。如当时华北最有影响的《四五论坛》，青年诗人北岛、芒克等合作创办的诗刊《今天》，由一群“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创办的《北京之春》，魏京生等人主办的《探索》等等。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全国各地至少有26个城市出版了127种民刊或大学生刊物。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们争相传阅。
民主墙还引发了自由结社、自由集会。如，1979年1月1日，任畹町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同盟”，举行上万人集会，宣读、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
这些针对中共专制极权的批评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活动，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共权贵的戒惧，邓开始收敛支持民主派的言论，对于体制内和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改革言论，也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深恶痛绝。
卸磨杀驴，“他开始了自己的独裁时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无论对于邓个人还是中共来说，这次会议都是重要的转折点。邓扳倒了华国锋，确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过了危机。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对争取自由的民众变脸，重新回到政治极权、定于一尊的老路。
1979年1月18日，女工傅月华因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并组织“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示威游行，被捕入狱。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明令禁止言论自由。当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他指责争取民主权利是“少数坏分子闹事”，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
讲话传达到社会上，人们私下议论：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他自己的独裁时代。
不久前还被邓大力支持的民主墙和“四大”，成了大开杀戒的目标。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规定的公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
紧接着，几百人奉命上街洗刷所有的大字报、小字报；上千人遭拘审、逮捕。昙花一现的“北京之春”瞬间被扼杀了。
结语
若干年后有网民评论说：“民主是邓手里的武器。他要打倒华就拿起这个武器。等华倒台了，他就又取缔了这个武器，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害怕别人或人民用这个武器把他打倒。”
无数次历史教训表明，善良人向中共要自由、要人权，无异于与虎谋皮。每当中共高唱民主的时候，都是在算计着骗取民众信任，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如，延安整风、五七年“反右”是为了“引蛇出洞”，“西单民主墙”是为了铲除党内高层异己。中共的本性是不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主动放弃专制极权的。
4. 镇压法轮功后的卸磨杀驴
130多名公安局长落马
近期，中共官方网站公开通报了一百三十余个中共公安正、副局长被撤职的消息。
这其中有被称为“中共第一警察”的王立军、“天津第一警爷”的武长顺、“烟台第一局座”的聂作坤等公安正、副局长，他们都成了中共的阶下囚。
这些中共公安正、副局长们，直接指挥实施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参与迫害的事实已在明慧网上曝光。
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惨绝人寰的迫害，中共公安系统沦为江泽民集团的打手，致使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构陷、庭审、判刑，甚至酷刑致死。
这些作为公安局正、副局长的中共官员，对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脱的罪责。
以下是130名公安正、副局长落马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概况。
1）王立军
王立军，曾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2年，自知将被薄熙来灭口的王立军，化妆逃入驻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交出大量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内的秘密资料。该事件震惊世界，王立军因此免于灭口而得以活命。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对王立军案一审宣判，共获刑十五年。
王立军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
2008年，王立军被薄熙来调到重庆市公安局担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自此，王、薄两人狼狈为奸，在重庆对民众推行“文革式”的洗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疯狂。
仅2009年，重庆就有188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其中有6人被迫害致死，18人被非法判刑，76人被非法劳教，5人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
王立军是薄熙来的马仔，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在锦州任公安局局长时，成立了“锦州现场心理学研究中心”进行器官试验。
王曾因一篇有关器官受体移植实验研究的论文而获奖。他在获奖致辞中说：“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千个”人体器官从何而来？
王立军涉嫌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直接刽子手。2009年，在王立军手下担任警察的目击者证实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证实王立军下的死令：对法轮功“必须斩尽杀绝”。
2）武长顺
武长顺曾任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7年5月27日，武长顺被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和徇私枉法罪，一审被判死缓。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天津市执行江泽民叫嚣的“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操控下，当地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名目的迫害。
天津市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洗脑、劳教、判刑。截止2014年7月，至少已有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对此，作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聂作坤
聂作坤，1965年5月出生。曾任山东省烟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曾经在潍坊安丘、寿光担任公安局长。
2018年8月31日，聂作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当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08年，中共奥运会前夕，寿光市政法委、“610”、公安局（局长聂作坤）密谋策划，同一夜统一行动，破门入室，从睡梦中，绑架近300名法轮功学员，将其分别关押在寿光市弹药库、青州市看守所、留吕敬老院、圣城大仓敬老院55天之久。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法轮功学员在寿光市被证实非法判刑的17人，劳教的43人（法轮功人员被非法劳教是由公安局长亲自圈阅、签字，不用经过刑法部门）。
聂作坤2016年担任烟台市公安局局长后，直接参与指挥多起迫害烟台市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几起大规模的迫害案件都是由其直接下令和亲自策划的。
2008年6月9日，新唐人电视台电话采访时任寿光市公安局长聂作坤时，聂作坤喊出要把法轮功学员“赶尽杀绝”。
与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同出一辙，聂作坤因迫害法轮功，至少有六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并被明慧网列入“恶人榜”。
4）何挺
何挺，1962年2月出生，曾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兼），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长期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的何挺，是周永康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他以重金贿赂周永康而被破格提拔。
2017年10月，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何挺任重庆公安局长后，加重迫害法轮功，组织了“八一九”绑架案，一次性绑架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2012年，何挺指示重庆各监狱不放松对法轮功的打击。被树为典型的重庆永川监狱，以酷刑折磨、殴打、各种体罚、不让睡觉、饿饭等等各种方式，残害法轮功学员。
他手下的一名永川监狱的狱警公然叫嚣：“把法轮功（学员）折磨死了，大不了就告诉家属说自杀，或者是检查发现本来就有高血压，是因为得病死亡的。”
5）蔡聘
蔡聘，1963年9月出生，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曾任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8年8月14日，蔡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蔡聘在任公安局副局长、政法委书记时就开始追随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从2003年起，其罪行就被明慧网通告，被列入恶人榜。
潼南县太安中学教师陈庆，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工作勤恳出色，2003年12月10日，被警察跟踪到学校绑架。陈庆斥责他们的流氓行为，警察说：“管它啥子绑架，只要抓到人就行。”还说这是蔡聘的命令。
陈庆被劫持到所谓“法制学习班”非法关押、强制洗脑迫害。她离开洗脑班后，非法追捕使她无法回家正常生活，导致其母病亡。
2009年4月10日，潼南县多位法轮功学员同时遭绑架，一人被迫流离失所。这次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命令就是时任政法委书记的蔡聘下的死令。
6）刘丛德
刘丛德，1960年7月出生，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正县级侦察员，十八里河分局（派出所）党委书记、局长（所长）。
2018年7月2日，刘丛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刘丛德在郑州火车站长期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新郑市法轮功学员陈喜红、贾金会、张淑玲、陈小妮四人于2010年10月15日晚被绑架；2011年5月，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至三年三个月。
期间为掩盖恶行，新郑市中共检察院和法院不给受迫害者家属所谓的起诉书、判决书，剥夺家属对案件的知情权。作为新郑市公安局政委、党委副书记的刘丛德对此难脱干系。
7）肖敏
肖敏，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
2018年9月6日，肖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肖敏在任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在视察看守所时，要求对在押人员，要加强值班巡控，监控，而重中之重就是监控法轮功学员。
在所谓的“春雷一号”清查行动时，肖敏要求清查整治行动，要严防死守、严查出租房，表面上是消除治安隐患，实则是针对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的再迫害。
8）汪治怀
汪治怀，曾任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2年3月起历任黄冈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2018年9月，汪治怀以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被逮捕。
在任期间，他积极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黄石市西塞山区法轮功学员骆文，在黄石铁路局上班，曾几经遭受中共邪党操控的公、检、法人员的迫害，多次被绑架、非法抄家、拘留、判刑、劳教。
9）朱甲云
朱甲云，曾任湖南省邵东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邵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市纪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组组长。
2018年6月，朱甲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从朱甲云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步步高升的时期，正是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期。他所管辖的区域内，仅邵阳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的刘爱华，就因不放弃信仰被绑架十次，后被邵阳市双清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0）李元祥
李元祥，1957年3月出生，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2018年8月，李元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999年11月至2003年10月左右，李元祥担任平远县公安局局长，参与了对平远县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13至2016年，对梅州发生的多起绑架事件，如傅雪冰、邓芳英等数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李元祥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1）姚亮
姚亮曾任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江门市蓬江区公安局局长兼区政法委副书记。
2018年6月，姚亮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姚亮在任职期间，参与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冯崎峰。2012年10月23日，冯在单位被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抢劫。当天重阳敬老节，冯的七十七岁母亲被一警察从二楼的楼梯不断地往下推搡，令在场的亲人和邻居都感到震惊。
12）马伟灵
马伟灵，1963年8月出生，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原政委、汕尾市公安局原局长（副厅级）。
2016年5月20日，马伟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处以罚金100万元。
马伟灵，任汕尾市政法委书记、汕尾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尤其在2010年11月广州亚运期间，再次悬赏数万元，企图抓捕汕尾法轮功学员黄淑源，导致黄淑源处于十年的流离失所和非法通缉之中，给其身心带来极大伤害。2012年8月6日，黄淑源含冤去世。
13）潘静苏
潘静苏，1958年6月生，河北省保定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副厅级）。
2016年9月，潘静苏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其在职期间，恶行不断。2011年9月，保定各派出所分派指标，绑架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或洗脑班遭受迫害，其中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
14）姚天民
姚天民，19963年4月出生，曾任河南省周口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15年11月3日，姚天民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在任期间，姚天民与周口市委书记毛超峰、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狼狈为奸，指挥公安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姚天民指挥周口市公安局每年两次“严打”，都把法轮功列为重点目标。
15）王会师
王会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
2016年8月18日，王会师因犯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王会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在明慧网上曾多次被曝光。
16）左智慧
左智慧，曾任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扬州市公安局江苏油田分局局长。
2015年5月28日，左智慧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并没收财产20万元。
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曾在明慧网上被曝光。
17）李弼清
李弼清，曾任湖南省宜章县公安局局长、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局长。
2017年1月25日，李弼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曾在明慧网上被曝光。
18）史居平
史居平，1960年出生，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长。
2013年1月21日，史居平因受贿、徇私枉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史居平任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任秦州分局局长，积极迫害天水五县两区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被骚扰、非法抓捕、遭受酷刑折磨、经济罚款、被跟踪、被监视、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
19）张刘苟
张刘苟，江苏省镇江公安局原副局长，其积极配合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曾在明慧网上被曝光。
2013年12月6日，张刘苟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参考来源：
《中共卸磨杀驴 对地下党16字方针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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